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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解——我为什么说小刘错了!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2-2-9 15:20:23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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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优点:不愁凡事;缺点:凡事不愁(讨论中,只对率先出言不恭者,出言不恭;只对率先盛气凌人者,盛气凌人。)“网络之上皆凡事”。——拉瑞.劳丹说:“健康的争议(与模仿不同),与表示最深的敬意是一回事!”另一位有识之士说:“在任何知识探索中限制心灵的能力,都不怎么明智。”“没有人是真正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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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9 15:35:02 |显示全部楼层
名不正則言不順。(名实不符)
和歌認為,不存在的東西、不理解的事物、錯誤的感覺,才是語言不能表述清楚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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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版主

松雪斋外狗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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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模范 功勋奖章 优秀管理员

发表于 2012-2-9 15:35:06 |显示全部楼层
吴森偕行北上那个事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伪托

点评

兀齐  可以稍加修正一下!谢谢听版指正!  发表于 2012-2-9 15: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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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9 15:43:27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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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优点:不愁凡事;缺点:凡事不愁(讨论中,只对率先出言不恭者,出言不恭;只对率先盛气凌人者,盛气凌人。)“网络之上皆凡事”。——拉瑞.劳丹说:“健康的争议(与模仿不同),与表示最深的敬意是一回事!”另一位有识之士说:“在任何知识探索中限制心灵的能力,都不怎么明智。”“没有人是真正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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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9 15:44:02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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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优点:不愁凡事;缺点:凡事不愁(讨论中,只对率先出言不恭者,出言不恭;只对率先盛气凌人者,盛气凌人。)“网络之上皆凡事”。——拉瑞.劳丹说:“健康的争议(与模仿不同),与表示最深的敬意是一回事!”另一位有识之士说:“在任何知识探索中限制心灵的能力,都不怎么明智。”“没有人是真正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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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版主

江湖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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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高手 发帖品质

发表于 2012-2-9 16:05:42 |显示全部楼层
兀齐 发表于 2012-2-9 15:43

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解

——我为什么说小刘的《张冠李戴的“用笔之理千古不易”说》一文以“赵孟頫‘偷换概念’了”立论是整体性错误




     “若夫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辩治乱,非治人道;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于人;案直将治怪说,玩其辞,以相挠滑也;案强钳利口,厚颜而忍诟,无正而恣睢,妄辩而几利;不好辞让,不敬礼节,而好相推挤,此乱世奸人之说也。
——荀子·解蔽     “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袄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执,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吐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辩说也。” ——荀子·正名

   按:
不久前,小刘(刘兆彬)在“江湖”里贴出了他的张冠李戴的“用笔之理千古不易”说一文(以下简称《张文》),这篇文章,我是认真读过的,文章以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是“偷换概念”立论,并出具了一个逻辑公式来加以推导论证。我原以为小刘把文章“投”在“江湖”里,是为了与各位同好一起探讨问题,于是,我对《张文》存在的问题,简单地(即以“点到为止”的方式)谈了一下个人初步的提示性意见,主旨有二,其一,小刘在文章中可以说:“用今天的眼光看,赵之说‘过于笼统’”,但不能说“偷换概念”;其二 ,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哲学家的一段话,就作为学问人对待“传统”应持何种态度说明自己的想法:“回溯到漫长而又丰富的历史深处的能力能使我们从今天面临的挑战中解脱出来。保持对先辈的敬意和同情,可以使我们的行为保持对过去形成的东西的灵感之下,而不能简单抛弃之。古代的和谐(成就)是通过整合不同范围的现实来实现的,例如天、人和自然,能减轻呈现在我们眼界里的紧张感……”(国际形而上学学会主席、价值和哲学研究会理事会秘书长G.F.Mclean [乔治·麦克林])。但作为江湖理论版版主的小刘的反应,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够要人与他认真探讨问题的态度。后来的讨论中,小刘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为《张文》伸张“‘正’义”竭尽“娱乐大众”之能事,甚至不惜拿着我的 半真半假的一二半句“戏言”当“正说”来演义,其“精神”可悯,堪称绝版。既然如此,那就随他“娱乐”。本帖旨在郑重指出《张文》错谬之所在——不是“娱乐”,以求与除小刘以外的其他同好一起探讨有关问题(小刘如果真有认真讨论问题的诚意,想对本帖所持观点发表意见, 请另辟新帖提出;同时也希望待本帖某一个问题全部写完之后,再行发表意见,不要干那种“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不管三七二十一”、“轮完三板斧拉倒”的事情。)

     对《张文》及其作者讨论发言的初步整体性评价:

   点评:《张文》的两位作者主要的原则性错谬在于:

⑴无视中国传统之文化语境、行文习惯、思维模式,故意割裂赵孟頫题跋文本、断章取义,破坏了原文本的“对称性”,遮蔽了原文本所揭示的“不变性”;
⑵不能“换位思考”,一味“固我”;
⑶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思维)及其表达方式不甚了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错误地以为:无论东西方,所有人先天就应该是按西式的以概念联接为特征的“逻辑(logic)”去进行思考的,且惟西式逻辑地思考才是最先进的、最合理的,对已被现代学术研究证明为: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重大启迪之功的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抱有极大的偏见和不尊重;
⑷舞弄着黑氏“辩证法”(实为‘诡辩’)的“大纛”,溜达的却是“形而上学”的行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⑸错误地或实用主义地、自我作注式地“征用”历史文本(材料)(一位西方学者说:“科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发现某种现象以后再去寻找一大堆证据去证明它。那样证明不了什么。”——L.Fisher);
⑹有“知识”,没“学问”(意指:学了的、读过的“知识”,不能切合实际地加以合理的运用, 仅从“书本”出发,不知“书法”也是“生活”——本本主义严重);
⑺奉康黑之学为圭阜,事实上:只承认“现象→本质”是思维(认识)之“逻辑”,不认或无视“阴阳相生”也是思维(认识)之“逻辑”;
⑻讨论中,缺乏一个版主应有的风度和理性,扛着“康黑之学”的大旗,大耍“厚黑之学”的把戏(对待网友的发言,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指东道西、王顾左右而言他、任意勾连,是其一贯的手法)。
⑼只重西式的“思辨理性”是理性,无视中式的“实践理性”也是“理性”——崇西而抑中;意识里是典型的洋奴哲学的思维范式,因而察觉不到古代汉民族语言中蕴涵着的中华思维逻辑之大智慧;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拉不出屎怨茅坑”——声称“这里也有中国哲学思想的语言表达形式在逻辑上不够严密的问题……”等——这等思想意识或看法,是绝对的偏见!是绝对的错误 !是绝对的“无知”!;

一、文本语境与文本解读
    既然问题的争议的焦点在于文本,那就先从文本说起,兹将《张文》藉以“说事儿”(即污称赵孟頫“偷换概念”、“张冠李戴”)的两段文本开列如下:


第六跋:“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右军书兰亭是已退笔,因其势而用之,无不如志,兹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县。廿六日早饭罢题。”

第七跋: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廿八日。济州南待闸题。”


         1  、关于跋文行文的语境

  面对中国古代文本,如同许多同好朋友所指出的:解读者要考虑的或须注意的当然包括“省文”、“语助(虚词)”、“句式结构”等这样一些语言现象,这是规则;再有就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以及当事人的文化心态(比如“复古”)当然也在其中;另一个须要考虑的方面就是:自魏晋以来中国古代文人“原道、征圣、宗经”(参见南朝梁 刘勰的《文心雕龙》相关各篇及当下相关研究文章——兹不赘言)的行文上的儒学传统及“慎终追远”的文化心理。“原道、征圣、宗经”、“慎终追远”表现在具体的行文上,就是“用典”。“用典”这个术语,最早见于与赵孟頫(1254—1322)同时代、比赵孟頫年长九岁的元代学者王构(1245-1310)所著《修辞鉴衡》(约成书于1274年以后),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用典”已有相当的认识(顺便说一下:与此一时期相前后,即约1247年以后,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对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的一次同余式解法)和正负开方术(数字高次方程的求正根法)等,已有独到见解;胡三省第一次使用了“句读之学”的术语;程端礼①则是元代“句读学”的集大成者,史称“端学”——这些均表明,中国的古代先贤对其思维及其表达的领域已有相当的介入,不要忘记:此时的西方,尚处在“文艺复兴”前夜的“黑暗中世纪”,神学、经院哲学仍在盛行。)。

   上面方框(Box)中字体标红色处,皆为“用典”——“用笔”就是说的“用笔”,不存在“省文”的问题(关于“用笔”一词的概念理解,后面我会详细解释)。“用典”的形式包括:“直接使事用典”(略同于西方文论中的“引文”);“拟作”、“效体”、“隐括”(略同于西方文论中的“仿作”);“反用”(略同于“戏拟”);“暗用”、“化用”(略同于“隐文”)等等。赵氏的跋文在这里是“暗用”或“化用”。(《张文》所引《边界望乡》一诗的作者、以“诗魔”著称、且与余光中齐名的台湾诗人洛夫的诗句:“清晨,我在森林中/听到树木年轮旋转的声音”,有文称:“即是化用杜甫诗句‘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兹将用典出处列于下:

典出(1):蔡邕《九势》曰:“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赵孟頫跋文曰“因势而用之”;

典出(2):钟繇曰:“岂知用笔而为佳也。故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赵孟頫曰:“用笔为上”(“上”者,天也),

典出(3):王羲之《用笔赋》曰:用笔共六合而俱永,与两曜而同流。郁高峰兮偃盖,如万岁兮千秋”——赵孟頫跋文曰:用笔千古不易。”

典出(4):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记有:“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赵孟頫曰:“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

据以上诸典,广义来说,可以认为:赵氏之行文,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征圣”(以上蔡、钟、王三人皆可谓一时之“书圣”)。这里还有一个须要考虑的因素是:若要证明赵氏行文不是在“征圣”、“用典”——除非必须有材料证明:以上所举之“典”中的文字是赵氏后世之人伪托的,赵氏根本没有获悉的可能。



          2、关于跋文文本解读


     前引两篇跋文,见诸赵孟頫氏之传世名作《定武兰亭十三跋》,又称《兰亭十三跋》。《定武兰亭十三跋》做于至大三年(1310年),受当时还是太子的仁宗之邀,赵孟頫结束了在杭州十年的江浙儒学提举之任,取道运河北上大都。离开杭州时,赵孟頫的好友吴森决定陪他同行。吴森是嘉兴的大藏家,他随身携带了一本家藏的《定武兰亭》(五字损本)。九月五日,当船行到湖州南浔的时候,赶来送别的僧人独孤长老也带了一本《定武兰亭》(五字不损本),并将它送给了赵孟頫。在船从杭州到大都(今北京)的34天的行程中,赵孟頫写了著名的《定武兰亭十三跋》。

   《兰亭十三跋》,纸本,清乾隆间几毁于火,后经英和收集烬余残片装裱成册。此跋书于元至大三年(1310)九月五日至十月七日.时赵孟頫57岁。此年九月,赵孟頫应诏离开杭州乘船前往京师,于舟中边临边跋,可谓得心应手,于《兰亭》多有神会。据黄悖考论,赵孟頫在舟中曾作有《独孤本兰亭十三跋》和《静心本兰亭十六跋》,分别跋于两种版本的《定武兰亭》上,在流传注录中多有混淆。而《静心本兰亭十六跋》真迹已失传,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独孤本兰亭十三跋》。被《张文》作者错误地解读、无端指责的两篇跋文当出于此本。


《张文》作者的错谬在于:


其一、将并非“同日而语”的两篇跋文“搅和”为一篇,藉以指称赵氏“偷换概念”。

按学术原则严格说来,这在技术上是不允许的。理由如下


a.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一跋,注明“廿六日早饭罢题”;“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一跋,注明“廿八日。济州南待闸题”——一处“罢题”,说明思路有断;一处“待闸题”,说明此题尚未写完。即:严格说来,分两日写出的如此简短之题跋,不属于同一思维过程的产出之物。(尽管语义上可能有某种关联)。《张文》作者,将已经时隔一日的两厢题跋“硬扯”在一起“胡搅”,难免有失谨慎之嫌,至少是治学态度不够严谨;若明知其为“非同日而语”,则一味地“硬搅”在一起来说事儿,则未免有些“居心不良”;


b.赵氏题跋,乃一时信笔之作,不同于今日之“学术文章”,须经过原作者以审慎之态度“定稿”的阶段,方付梓发表。

其二、将“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样一种明显是关系结构的语句“割裂”开来,孤立起来,不论“结字因时相传”之“是非”;独断“用笔千古不易”为“错谬”,故,是可谓“典型的形而上学”之思维。根本无须论证什么,也无须辩论什么,仅此一点,就足可以判定:《张文》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张文》作者的任何“辩论”都是多余的!都是狡辩!是“一行白鹭上青天”——离题万里!


理由如下:


a.将“用笔千古不易”一语,同“结字因时相传”割裂开来、孤立起来,即破坏了“用笔”与“结字”的在整个句式中的语义关联(或:联系),是地地道道的“断章取义”,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割裂地、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b.赵氏的“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实乃:“用笔”为“树木”,“结字”为“用笔”之“森林”之意。

故我谓其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还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之思维;《张文》作者在“书法江湖”里,大谈黑格尔之“辩证法”,其思维方式却是形而上学的,故我谓其是:“舞弄着黑氏“辩证法”(实为‘诡辩’)的“大纛”,溜达的却是“形而上学”的行径”。

c.割裂原文本、断章取义,破坏了原文本“结字”与“用笔”的“对称性”,便遮蔽了原文本所欲揭示的“用笔”的“不变性”;对数学有常识的人,大概都知道:在数学语言中,常常把“不变性”称为“对称性”,即:说某事物有对称性,是说这某事物在某种变化或变易中不变。例如:圆(想一下:太极图)是完全对称的,因为如果把它绕圆心转,不管怎么转,它都是不变的。字母A在反射时是对称的,因为它的镜像和原来的摸样完全相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其实就是以这种对称性来区别一般性与独特性,也就是去区别可广泛应用在每件事物的真理与只适用于局部特例的真理。简而言之:赵氏的“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揭示的:“用笔”(的物理行为)在时空中的平移的不变性。物理学家David Gross在《对称性在基本物理中的角色》一文中写道:“如果没有某种对称性存在的话,很难想象自然律的演绎有多大进展,我们有能力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去重复实验,就是基于自然律在时空中的平移的不变性。”先有“用笔”的行为,后有“结字”(本质上依然是“用笔”),此便是时间上的“对称性”,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当你先穿袜再穿鞋,或反过顺序来穿,就不同了。先穿鞋,再穿袜,这就叫“失称”(Broken symmetry)。所以说:“用笔”是为“书”的机枢,“用笔”决定“结字”。故赵孟頫氏曰:“用笔为上”、“用笔千古不易”。


“结字因时相传”中的“因时相传”,用Nehr先生的话讲就是:“按时序展开”;“用笔千古不易”之“用笔”,就是Nehr先生的“笔触元”中的那个“元”(“用笔”乃是“结字”、甚至全篇书法作品之“元”);

《张文》作者的错谬就在于:割裂了整句话的文义,把“用笔千古不易”这半句话,断章取义地单独“拎”出来“闹事儿”,“折腾”出了一番“新”的“意思”。


其三、只知“殊相——→共相”、“现象——→本质”为认识之逻辑,不识“阴阳相生”也是认识之“逻辑”;只看到“从特殊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无视或忽视“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应用)”也是认识的过程;

理由如下:

a.赵孟頫氏“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一语,实是《易》、《老》(主要是《易》)之“阴阳相生”之“理”,在书法实践(书法之事)上的一个具体的直观“应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将《易》、《老》所宣昭的“道”这个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与书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照:“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过程,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即运用已经认识到的普遍规律这个“理”来指导实践,此即为朱熹所言之“理在事先”!朱子曰:“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此理;静而生阴,亦只是此理。”(在赵氏的眼中,“用笔”即是万物之一的“书法”的“太极”,故朱子又云:“理在事中”,如是而已!

     蔡希综所言之“用笔之理 ”、韩星所言之“书之理”、冯班所言之“结字,晋人用理”之“理”,皆同为一“理”——“同混元之理”。


   直观现实,即在具体的事务中直观事务之普遍的本然之“理”,简而言之:“实事求是”,此便是中国昭然之“实践理性”的集中体现,古代中国如是;今日之中国亦如是!


b.《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孔颖达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乃“太极”之“阴阳合体”之“谓”);《老》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不难看出:《易》、《老》之分别——《易》“道”为“实体”,《老》“道”为“虚无”(大有);从本体论上讲,《易》、《老》虽都是“道本”思想,但还是有分别的(关于《易》、《老》之分别以及“体、用”之关系,熊十力先生在《体用论》一书中有非常详尽、精彩的阐述,例如:“宇宙实体,简称体。实体变动遂成宇宙万象,是为实体之功用,简称用。”,又云:“老言混成,归本虚无;其大谬一也;老庄……倘真知体用不二,则道即是万物之自身,何至有太一、真宰在万物之上乎?此其大谬二也;……道家偏向虚静中领悟道。此与《大易》从刚健与变动的功用上指点、令人于此悟实体者,便极端相反。故老氏以柔弱未用……此其大谬三也。道家之宇宙论,于体用确未彻了。……”——有兴趣者可参看)。

蔡邕曰:“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从蔡氏的这句话里,亦不难看出,其思维依然是《易》“道”的路子——即:“自然”是“道”、是“太极”、“太一”。由是观之,中国传统书论的“道”,实乃为《易》“道”,而非《老》“道”。从历史上来看,事实也是这样,自有汉以降,“四书五经”为读书人之必须,《易》又为经之首,而《老》并不在“经”之列,故在本体论上,自然是多从《易》“道”说,而非 多从《老》“道”说(当然,我以为:《老》说,也自是一番道理,此是另话,姑不赘!);


c.赵孟頫氏“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一语的实际含义是:“用笔”为“太极”、“太一”,“结字”乃是“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事情;蔡邕所言“夫书肇于自然”,毋宁说“夫书始于‘一’(太一)”。

   换言之,赵孟頫说的““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其主旨,用现代白话语言展开来讲,大抵意思就是:无论谁写字,无论何种书体,都是从第一笔开始写起,而且都是一笔一笔地写,每一笔,都是一次“用笔”,单独划个“一”字,但谈不上“结字”;单独画一“捺”,也谈不上“结字”;第一次“用笔”动作生命过程的结束,便是“结字”的开始,其后,每一次“用笔”,同时也是“结字”——即:有了“用笔”这个“一”,才谈得上结字上的“阴阳”、“向背”;赵孟頫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在书写的过程中,要首先保证“用笔”的“质量”,因为“质量”决定“能量”(即:笔势),因“笔势”来“结字”,两次“用笔”又产生新的“势”(既是笔势,又是字势);对“结字”而言,“用笔”始终是“一”、始终是“太极”,故曰:“书法以用笔为上, 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始终讲的是书事中“结字”与“用笔”的变易关系——“用笔”始终是书写过程中“千古不易”的“元”,就像数字里的“1”,无论是2、3、4、5,还是6、7、8、9,里面那个“1”是永远不变的——没有“一”,哪儿来的“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用笔”在书写过程中有如“1”在“二进制”②中之“进位”,只是“位置”上的迁移,简而言之:“用笔”为“太极”,“结字”为“阴阳”,“太极”是不断地“运动”的,“运动”中有“静止”,一静一动,“阴阳生焉,形势出矣”(这里“生”、“出”同义,故今“出生”并列为一词);赵氏的“因势而用之”,毋宁说是“因势而变(动)之”(故今:“变动”二字相连,并列为一词)——所谓“变易”,在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就是“阴阳变化”,就是“太极”自身不断“变动”的轨迹;“阴阳变化”是“太极”运动过程中的本然状态,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势而用之”,换句话说就是“顺势而为”、“顺其自然”的意思,“变”是“因势而用之”的题中应有之义,根本不必言讲。


《张文》作者本人在讨论中 有个发言,在这里倒是很值得玩味一下:他说:“动’和‘变’本身是不能简单等同的,‘动’的东西,‘本身’未必变,一个乒乓球,从球台这一边到另一边,它的空间位置变了,但它自己并没变

   《张文》作者的这段话,其实只是貌似有理:

    1、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动”即是“变”的开始,是“动”中而“变”,“变”只是“动”的“自然结果”;《张文》作者的说法“动’和‘变’本身是不能简单等同的”——这又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2、《张文》作者的这句动’的东西,‘本身’未必变,一个乒乓球,从球台这一边到另一边,它的空间位置变了,但它自己并没变”,也是绝对错误的!但凡“动”,“本身”自然而然会“变”——不然,乒乓球最终怎么会被打破呢?乒乓球拍,就相当于“笔”,用球拍子击打乒乓球,就相当于“用笔”,也得“因势而用之”,晓得?“乒乓球”就相当于“笔锋”,“乒乓球”运行的轨迹就相当于“墨迹”。晓得?

《张文》作者这句话,一方面,充分体现出他的思维是多么的“僵化”和“形而上学”!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往往不重视事物间的关系结构,即不会运用“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思维方式存在严重缺欠(在我看来:对一个词语的概念使用,没有语境的规限,既没有概念使用应当有的“边界”或“界域”——超出一个词语的概念使用的适用范围(语境[时间的、空间的]),来运用词语,就是“胡搅”)。


其四、 因为赵氏题跋中的反映的是书之“变易”这个核心理念,但《张文》作者割裂原文本间的语义联系,造成了原文本“对称性”的破坏,把“用笔”孤立起来看待,这必然导致其对原文本“用笔”一词的概念范畴的误读

在赵孟頫“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句话里,“结字”、“用笔”二词的概念含义,在更多的意义上,用《张文》作者极为崇信的黑格尔所作《小逻辑》中的术语来说,应当被作为“定在(Desein/Dasein或bestimmtes sein 或 ist de)”这个意义上的概念来看待;而不能作为“Begriffs(具体概念)”来看待。关于“定在”,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变易由于自身的矛盾而过渡到有与无皆被扬弃于其中的统一。由此得出的结果就是定在[或限有]。”

   《小逻辑》一书的译者贺麟先生对“定在”有过一番解释,他说:“在《小逻辑》中定在(Dasein)这个词有时又用德文‘bestimmtes sein’来表达,这也是‘特定存在’的意思。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也与规定的存在有别,因为只有知性才有规定能力,而且指在某时某地当前的‘特定存在’。……因为黑格尔所说的‘这里’,‘这个’、‘这时’,都有特定存在的意思,在某个时刻(现时)的存在,与在某地方某一个东西的存在,都包含特定存在的意思。但不包含明确规定的具体内容。……因为特定的存在都是指感性方面的某物或他物而言,都是具有偶然性的抽象的存在。虽然比纯有或纯无或抽象的变易比较具体一些,但与黑格尔所了解的有丰富内容的具体对象或具体概念(指多样性、个体性、特殊性、普遍性的统一和对立统一的对象或概念)是大有差别的。如果说定在是具体的,那也就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这里、这个、这时是最具体的东西,同时也是最抽象的东西。’此外,也不可把‘定在’译成‘客观的存在’。因为客观性在黑格尔看来是与必然性不可分离的,应属于本质论的范畴,是指必然性普遍性的现实世界说的,不是属于存在论阶段的范畴。”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1、“不可把‘定在’译成‘客观的存在’”一语,换个说法就是:“不可把‘定在’理解成‘客观的存在’”;

     2、关于“定在”,这里,我们姑且先不必纠缠黑格尔关于“定在”一节的具体阐述(因为其中一些关于变易的阐述,表明黑氏对《易》、《老》并不十分了然,有‘张冠李戴’之嫌。),只须知道“定在”是“指感性方面的某物或他物而言,都是具有偶然性的抽象的存在。是最具体的东西,同时也是最抽象的东西。”、“不包含明确规定的具体内容”、不同于“有丰富内容的具体对象或具体概念(指多样性、个体性、特殊性、普遍性的统一和对立统一的对象或概念)”即可!

     3、赵孟頫题跋中所使用的“用笔”、“结字”,正这样一种定在”,即:“指感性方面的某物或他物”、“不包含明确规定的具体内容”的“最具体的东西,同时也是最抽象的东西。”


    据以上,《张文》的作者,显然是把赵氏题跋中的“用笔”作为是一个“包含明确规定的具体内容”的“具体概念”来看待了。这当然是错误的!这样看待,必然误读赵氏题跋文本中的原旨。 简而言之,《张文》的作者对赵氏原文本中“用笔”一词的概念使用,定错了位!这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说《张文》的作者小刘,对黑格尔的《小逻辑》是“不懂装懂”,也许有点过分,但说其了解得还不够深入,应该不算过分!


      1、割裂原文本,断章取义,错了!2、概念定位,错了!有着两个错误在,《张文》无论怎么论证,都是错的!故曰:“整体性错误”!



二、《张文》在历史文本材料的鉴识上存在的问题



有时间再聊……


(未完待续,匆忙中随性写来,难免错漏,随时在修订、补充中……)




①程端礼著有:《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成书时间在1330年代以前) ,该书从批点的角度归纳句读的语义特征和形式特征,是当时句读之学的纲要。
②“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一语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思维机理,或还可以作一个现代意义上简单的类比,即:可比之为一种直观的类“‘二进制’式”的思维

附:关于“二进制”(详细见:百度百科)
  18世纪德国数理哲学大师莱布尼兹从他的传教士朋友鲍威特寄给他的拉丁文译本《易经》中,读到了八卦的组成结构,惊奇地发现其基本素数(0)(1),即《易经》的阴爻- -和阳爻,其进位制就是二进制,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数学进制中最先进的。
  20世纪被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的计算机的发明与应用,其运算模式正是二进制。它不但证明了莱布尼兹的原理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易经》数理学是很了不起的。
  二进制是计算技术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数制。二进制数据是用0和1两个数码来表示的数。它的基数为2,进位规则是“逢二进一”,借位规则是“借一当二”。二进制数据也是采用位置计数法,其位权是以2为底的幂。


这篇文章,错误百出。我来揭示:
手机:15965028068。
周末带学生,地点,潍坊市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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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9 16:15:52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刘兆彬 于 2012-2-14 15:39 编辑

        错误之一:到处引“大文”,但是只是引来唬人的,和所要论证的问题没有关系的材料,摆了一大堆,但是对于证明问题,毫无用处。

       让我们先来抓关键——从事物的结果里来认识事物,这就是看看兀齐对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的最终解释,这个最终解释是:“赵氏题跋中的反映的是书之‘变易’这个核心理念”。这一句,是兀齐前段时间所作解释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那句话说: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要说的是“用笔须变化,千古不易”。大家试比较下面的两个观点:

        (1)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
        (2)兀齐:“用笔须变化,千古不易”。
这后一句话,明确表达的是“用笔”是永远不断变化的,而且,将“用笔须变化”提升为“千古不易”的原则和要求。这是和赵孟頫本人唱反调了,而且是最为直接的对立。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用笔须变化,千古不易”,这是一个原则或要求,如果是这样,就是“用笔之原则、要求”千古不易,而不是“用笔”千古不易。总之,赵孟頫讲得实际是用笔“不变”这个理念,而兀齐却解释成反映的是“变易”这个理念,这简直是乱扯一气了。这样,兀齐就把赵孟頫的理念整个地颠倒过来了,他口口声声说拙文的立论出现了“整体性”的错误,似乎他的立论整体性地正确了。但是分析的结果,却是把赵孟頫的观点彻底地进行了颠倒。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在这种错误解读、直接违背赵孟頫愿意的解读的基础上,兀齐成片地抄来了黑格尔《小逻辑》关于“定在”的论述,同时抄来了论述《易经》的大片文字。抄来是抄来了,但是,在先将“用笔千古不易”歪曲为“用笔须变化,千古不易”的前提下,抄来的材料与原论题没有半点必然的关系。所以,抄来的东西对于具体的论证一点用处也没有。如果说有用处,也不是在论证问题上有用,而是用来“吓唬人”和“迷惑人”的。

        错误之二:圆谎之际,矛盾百出。兀齐既已经将“用笔千古不易”错误地解释成“用笔须变化,千古不易”,又深知这一解释与赵孟頫原话之间存在矛盾。为了圆谎,他采取了混淆“变”与“不变”的实质性界限的做法。他说:“最简化地说:‘用笔千古不易’,即:‘用笔’作为构成数列的基数的‘1’(元)不变,始终是‘1’!比如:9;9即九个1相加;9=(1+1+1+1+1+1+1+1+1)为结字,1为用笔。‘用笔’是‘树木’,结字为‘用笔之森林’!”

       在这一段进一步解释的文字中,他采用了偷换论题的做法——将“用笔不变”偷换为“用笔作为‘元’不变”。如果说作为“元”的东西不变,就可以谎称事物没有变化的话,这就是混淆“基质”、“基元”和具体事物界限,或者是混淆“部分”和“整体”的界限。人的肉体,主要是蛋白质、维生素、水、钙等组成的,百万年来,这些基质没有变,但是依据兀齐的高论,则会推出百万年来人没有变化的结论。这显然是极为荒唐的。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说“用笔变化”,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说:这些变化是“用笔”本身的变化,不是“用笔”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所以,“变化”指的是用笔的状态、形式等等;另一方面是说,这种“变化”不是“质变”,如果是“质变”,则是一物变成他物,要问的就不是“用笔”是不是“变化”而是“用笔”会不会消失了。所以,讨论“用笔”变化,原就设定了用笔的基本性质一直“持续存在”,问的是它本身是否有历史过程性,实际上,“用笔”是“有历史的”,不是超时间的永恒东西,就一定会有变化。


        错误之三:荒诞无稽的流行感冒论证法。兀齐以为:只要钟繇、蔡邕感冒了,赵孟頫就会打喷嚏。这场流行感冒的传播渠道,据说一开始是被当成“互文性理论”的,现在又听说是“用典”,太落后了!不知哪一天才能换成“宇宙全息论”?为了让蔡邕、钟繇的书论和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一说攀上亲戚,兀齐一开始用西方后现代的“互文性理论”来附会,说蔡邕、钟繇的话和赵孟頫的话可以“互文”。具体说来是这样:

   兀齐把钟繇“用笔者,天也”和韩性“尽书之理者,惟钟元常、王逸少数人而已”胡乱地作了“互文”见义的解释,得出“书之理者”“即指用笔”的错误观点。这就不是互文见义,而是毫无章法的主观狂想了!至少有两大问题:(A)不明白钟繇、韩性各自说的是什么。钟繇强调的是:用笔是自然的、合规律的……;而韩性所谓“知书之理者”,明确指把握了“书之理”的人。兀齐将二者不加分析地硬凑到一起解释,当真是“胡越为肝胆”了!当真是“胡马”“巢南枝”而“越鸟”“依北风”了。这不是笑话吗?(B)断章取义,掐头而没有去尾。他把韩性“知书之理者”一句“断章”,裁出一个“书之理者”来解释,不知道韩性所用的这个“者”是和前面的“知”联系在一起的【是“知……者”这样一个固定结构】。兀齐把它掐头而没有去尾,鼓捣出一个所谓的“书之理者”,并把“书之理者”这顶帽子,胡乱地扣在了“用笔”的头上,这可真是“张冠李戴”。

      兀齐一开始认定的流行感冒从蔡邕到赵孟頫的传播渠道,便是这个“互文性理论”。大旗扯得山响,结果最后倒了。现在改口说这场流行感冒的传播渠道是“用典”。但是,究竟是怎样“用典”的呢?兀齐没有说,只是凭感觉下了这样一个独断的结论。那么好了!我们来说说。一篇诗文,究竟有没有“用典”,不是凭感觉乱说的,而是要从文本分析找出证据的。古人使用的用典手法,主要有六种:明用、暗用、正用、反用、借用、化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分类法,但总的来说,不是比较明显的用典,就是较不明显的用典,典故的来源亦多,如引以前的人、事、地、物作譬喻,或者引历史故事、成辞、古人等。对于某段文字是不是有“用典”的问题,要判定,即找到这段文字与历史典故之间的确切关联,不能你说有“用典”就是有“用典”,其判定要有依据。这就像感冒,你感冒了,同时,大街上正好有流行性感冒,你的感冒是不是正好是这场流行性感冒传播的结果呢?这个需要医生查一查。有的时候,感冒并非是同一个原因引起的。当下的感冒是这样,更别说汉末魏晋时期的蔡邕、钟繇和元代赵孟頫等人的感冒了,那关系更加远,在没有进行严密论证的情况下,是不能随便判定的。在“用典”中,“暗用”是比较难以判定的,但是,也只有找到当前的文章与确定的历史典故之间的内在关联,才能判定当前的文章使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举一个例子吧,简单些,就从百度中搜一个“暗典”的例子:


      “暗典者,于字面上看不出用典之痕迹,须详加玩味,方能体会。如:《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之四》(元遗山):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蝨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

  末句出自范宁《谷梁传序》:孔子观沧海之横流,乃喟然而叹曰:‘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作者以文王之任为己任,故言‘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暗典之使用,只师取前人典故之意,而不用其辞。即《文心雕龙》所谓‘虽引古事,莫取旧辞’是也。”

也就是说,“暗典”,也是可以通过玩味、分析找到判定的证据的。现在我们看兀齐所谓的“用典”,就是摆摆蔡邕、钟繇论“用笔”的句子,就说赵孟頫论用笔的句子出典于此,根本没有揭示二者之间在内容上的真正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能判定是“用典”。所谓此处有“用典”,纯粹是以臆想的联系冒充事实的、内在的联系的结果。我们再来看“用典”时所选取的“典故”有什么特点,这就是所用的对象,往往是历史故事、历史人物、成辞、有代表性的地点、事件等,基本没有取用一个平常的、一般的理论概念作为典故的。所以,兀齐认为这里有“用典”,有一场流行性感冒,没有可靠的证据,只是一种主观臆想。

      有意思的是:臆想也就罢了。兀齐并不就此止步,还大段大段地引古人论用笔的名言,全然不顾这些话所表达的实际意思和赵孟頫所表达的实际意思是否契合,便毫不犹豫地把它们粘在一起了。这种用双面胶粘合在一起的、不同的人的言论,在实质上是有差异的。如他将钟繇“用笔者,天也”和韩性“尽书之理者,惟钟元常、王逸少数人而已”胡乱地粘合在一起解释,就是让“胡马”“巢南枝”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兀齐引来的名言名句确实是伟大的名言名句,但是,与当前的论题,却没有内在的、必然的关联,只是用来往脸上贴金的。

      错误之四:对赵孟頫原文的句子,作了错误的解读。这样的错误,在以前的讨论中我已经指出一些。现在,再举一个他在这次新撰写的文字中所犯的明显的错误。兀齐说:

      “‘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一跋,注明‘廿六日早饭罢题。’‘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一跋,注明‘廿八日。济州南待闸题。’——一处‘罢题’,说明思路有断;一处‘待闸题’,说明此题尚未写完。”

      在这里,兀齐煞有介事地将“罢题”二字用红笔标出,还自作聪明地解释说:“一处‘罢题’,说明思路有断。”其实,只要认真看过这段文字的人,就不会不知道,这里说的是“早饭罢”,然后“题”。简单说:就是早饭后写了这段题跋的意思。兀齐解释“罢题”为“思路有断”。实在是令人解颐!这还不算,“待闸题”,兀齐解释为“说明此题尚未写完”。但是“待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船行至水利枢纽处,等待开闸之后才能开船的意思。“待闸”之时,船是停泊等待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赵孟頫写了此跋,并注明是“待闸题”。兀齐释为“说明此题尚未写完”,读之令人绝倒!兀齐之所以写这段文字,是要强调准确解读原文的重要性的,但是很可惜,他提供的这两个光辉范例,顿时让人觉得他的解读一片黯淡……
  
       就这么一种解读水平,真不知他引“二进制”理论、“互文性理论”和乔治·麦克林、荀子、黑格尔、刘勰《文心雕龙》、王构、 蔡希综、韩性、冯班、秦九韶、胡三省、莱布尼兹、鲍威特、程端礼、余光中、洛夫、杜甫、《周易》、《老子》等人或等书的话来干什么。他把这些丰富的材料堆积在一起,丝毫不明白材料本身的内容与当前论题有没有真正的、内在的关系。除了使他的文字臃肿、累赘,证明他本人思维混乱之外,什么其他的问题也说明不了。所以,很容易判定:他就是摆弄这一大堆东西来唬人的。解决这个问题,真的需要拉这么多人来助阵吗?笑话!

         错误之五:以“部分”冒充“整体”。

       兀齐批评拙文说:“割裂原文本、断章取义,破坏了原文本‘结字’与‘用笔’的‘对称性’,便遮蔽了原文本所欲揭示的‘用笔’的‘不变性’;对数学有常识的人,大概都知道:在数学语言中,常常把‘不变性’称为‘对称性’,即:说某事物有对称性,是说这某事物在某种变化或变易中不变。”

       这里存在好几个问题:第一,歪曲了拙文的内容。拙文明确肯定赵孟頫意识到了“用笔”中千古不易的东西——即千差万别的“用笔”的一般性、规律性等,兀齐却污蔑拙文“遮蔽”了用笔的“不变性”。第二,将“用笔”的本质属性不变和“用笔”不变相互混淆。是的,用笔的共性等是不变的,但是,“共性”不是用笔的全部,用笔还有“个性”,这属于“个性”的一面,是各各不同的。兀齐仅仅看到“用笔”的一般性质等不变,只看到用笔的同一的一面,但是撇开了差异的一面——即属于“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一面。然后,用同一性的一面来冒充用笔的整体。我想兀齐应该读过一点哲学的,应该知道任何现实事物都有“共性”的一面,也都有“个性”的一面的,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把用笔的“个别性”忘记了。他忘记了事物的“共性”就寓于具体的“个别”身上,而具体的“个别”事物则是千差万别的。在这里,兀齐所犯的错误,是将事物的“某种性质不变”和“事物不变”简单地等同起来了,他不知道:“人的类性不变”不等于“人不变”。这是因为,人除了“类性”,还有个体性。兀齐自作聪明地引用了数学中关于“对称性”的理论,但是根本没有明白其中的真实含义,他解释说,这是“说某事物在某种变化或变易中不变。”在这里,他立即说出了两个方面:一是“变化”和“变易”,一是“不变”。他不知在这里“变化”和“变易”的内容是什么,而“不变”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好,让我来告诉你:变化的是具体的事物(包括其特殊性质和个别性质,具体状态等),而不变的只是事物的一般性质。在这里,决不能以“一般性质”冒充具体的现实事物的全部,所以,不能笼统地说“事物(如用笔)不变”,只能说它的一般性质等不变。

       错误之六:凡是有名的理论,“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这种理论在解决当前问题时是否适合,一股脑地往上套。就是解决一个“用笔千古不易”的问题,确定了“用笔”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就能够判定了,真不知道他搬来《易经》中那些论述阴阳的宏论干什么!

       错误之七:不懂“概念”。他不知道“用笔”概念之“所指”——即使用笔的所有具体操作都是“用笔”,而这些操作活动又是千差万别的……。“用笔”,简单地说就是“使用笔”、“运用笔”,要判断“用笔千古不易”的说法是否正确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考察现实的“用笔”,看看其中有没有变化。在这方面,沙孟海的分析已经很清楚了。他考察了执笔、运笔的历史变化,由此证明“用笔”不是超时间性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在变化中又有不变的性质的东西。对此,拙文作了更详细的分析和说明,相关文字,可以参考《张冠李戴的“用笔千古不易”说》一文的第二小节:http://www.sf108.com/bbs/thread-500202-1-1.html

       错误之八:不懂装懂,妄解黑格尔哲学。兀齐自作聪明地引用了黑格尔逻辑学关于“定在”(Dasein,或译“特定存在”、“此在”等)的论述,并说“定在”是“限有”,即“有限存在”,这都是从黑格尔哪里抄来的,没有抄错。但是,他对黑格尔“定在”理论的运用,陷入了非常糊涂的境地。“定在”之所以是“限有”,就在于这种“存在”在本身包含了“无”,包含了否定性,是要“变易”的。如果某物是“千古不易”的,那么,它就肯定不是“定在”(要转变为无的东西),也不是“有限存在”,如果某物是“定在”,它就一定不是“千古不易”的,而是要变化的。兀齐将“用笔”看作“定在”或“有限存在”,现在,我们用这种观点来分析一下赵孟頫本人的观点和兀齐的个人解释,以揭示其中的矛盾。

      (A)赵孟頫说:“用笔千古不易”。这个“用笔”,如果是“定在”(有限存在),就不是“千古不易”的【超时间性的】,而是时间性的。黑格尔说:“在变易中与无统一的存在和与存在统一的无仅仅是消逝着的东西;变易由于其自身的矛盾而退化为这两个东西在其中得到扬弃的统一体;因此变易的结果就是特定存在。”也就是说:“特定存在”是间接东西,是原本没有的——是他物变易的结果,同时,它不仅存在,而且在自身包含了“无”【自我否定性】,即,它还会变成他物,所以,“定在”是“消逝着的东西”,不是“千古不易”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海德格尔哲学中,“人”是Dasein,恰恰就因为人是“必有一死者”,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被抛”的,而且,人也会死。因此,Dasein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变易”和“消逝”,“变易”是Dasein的真理。兀齐说“用笔”是“定在”,这是从理论上挖掉了赵孟頫思想得以存在的“根基”,无异于说“用笔”是变化和消逝着的东西,那么,它还有什么“千古不易”可言?换言之,只要兀齐确定了这一点,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马上就会灰飞烟灭!这才是赵孟頫观点的真正杀手【赵孟頫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但是深究下去就会发现他意识到的“千古不易”的东西不是“用笔”,其意义正在这里】。是的,“用笔”是“定在”,但是兀齐不懂的是:在黑格尔哲学中,“定在”恰恰是前两个环节——“存在”和“无”——的统一,因此,“定在”虽然是自身消逝着的东西,其中却包含着那个被扬弃了的“存在”的存在性。在这种情况下,“定在”虽然是不断消逝和变易的东西,它的变易和消逝的性质,却是由其前两个环节——“存在”和“无”——决定的。因此,“定在”虽然消逝,但是确有共性、共相和一般的规律贯通于其间——这恰恰是“定在”的不变的一般性质和规律性,也就是赵孟頫从“用笔”中意识到的那个东西。

       (B)兀齐将“用笔”看作“定在”,倒是恰恰说明了“用笔”的变化性。但是,事情并不仅止于此。兀齐没有看到,赵孟頫明确说出了一个“谓词”,即“千古不易”。着标志着,赵孟頫的意识有这样一种内容:有千古不易的东西存在着。兀齐关于“用笔”是“定在”的判断,已经彻底粉碎了“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因为“定在”的根本性质就是它的“暂存性”、非持久性。那么,赵孟頫意识到的“千古不易”的东西,就不可能是“用笔”,而只能是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不是“定在”这种有限东西,而是持续存在的恒久东西,是“永恒在场”的东西,它只能是形而上者。赵孟頫正是将这种“永恒在场的东西”和当前在场、暂存的“用笔”混淆了,才导致了错误。这两种东西,属于两个概念,但是,赵孟頫都用“用笔”这个概念符号来指示,就造成了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改变。这是赵孟頫偷换概念的根本原因之一。由于忽视了赵孟頫对“千古不易者”的意识,兀齐抹杀了赵孟頫理论中的这一宝贵的意识内容。于是,他就将“用笔千古不易”随意地解释为“用笔须变化,千古不易”,这样,兀齐就彻底颠覆了赵孟頫的思想,而且这一颠覆是这样实现的——把婴儿和羊水一起倒掉……

       看看兀齐运用黑格尔理论所出现的这些错误,就令人感觉奇怪——他既然不懂,引来干啥?就是为了弄错和出丑的?

      错误之九:大棒挥舞,虚张声势,指责空洞,无关事实。分析问题就是分析问题,盯住具体的问题认真分析就够了,但是兀齐不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理论分析,到处挥舞大棒,虚张声势,作一些空洞无物的指责。在这次撰写的文字中,兀齐首先引来了荀子的话,大讲“仁心”、“学心”、“公心”,打着“保持对先辈的敬意和同情”的旗号,给我扣上了“形而上学”等等的大帽子,把自己打扮得像是一个很有“仁心”、“学心”和“公心”的人,并借此博取网友的同情。如果不认真分析,只看他这些动人的言辞,连我都差一点感动得掉泪。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和表面的吆喝正好相反。

      (A)先说“仁心”。兀齐打着维护赵孟頫观点的旗号,将“用笔千古不易”硬说成是“用笔须变化,千古不易”,这就直接颠覆了赵孟頫的原意,这是打着维护古人的幌子贩卖自己的私货,可以说是“不仁”。

      (B)再说“学心”。这一点,只要看看本文和以前我给他指出的问题就够了,为了少重复,不再一一说。只须点明:如果这大量的错误就是他的“学心”的表现,也就只能说明他的“学心”有点问题了。

      (C)再说“公心”。粗略地说,这个词表示的是“公正的良心”,遇事不歪曲、不编造,算得上是“公心”的一种表象吧!但是,看看兀齐对拙文的歪曲吧。第一,拙文明明说赵孟頫意识到用笔中存在“千古不易”的东西是“深刻、敏锐的”,并指出他意识到了用笔的共性、共相等,但是兀齐污蔑说拙文“遮蔽”了“原文本所欲揭示的‘用笔’的‘不变性’”。好像他说“用笔须变化,千古不易”没有“遮蔽”赵孟頫原文本强调的“用笔”的“不变性”,我说用笔中有不变的共性反而遮蔽了赵孟頫观点所强调的这一面似的。真是笑话!他的观点岂止遮蔽了赵孟頫本人观点所强调的东西?实质上是把赵孟頫的观点从头到尾地颠倒过来了。第二,我对“用笔”的分析,恰恰是考虑了“结字因时相传”和“用笔千古不易”之间的关系才做出的,但是兀齐捏造说我割裂了这两句之间的关系。兀齐这样捏造、歪曲,还谈何”公心“?


        错误之十:乱点鸳鸯谱,硬说nehr所说的“笔触元”就是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一语所说的“用笔”,但是事实上,他全然不知道nehr所说的“笔触元”是什么。“笔触元”的说法,出自nehr《关于线条动感和笔毫变形》一文,这篇文章原发《书法》杂志2004年第5期,鄙人曾经转发到书法江湖论坛(参考:http://www.sf108.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53&highlight=%CF%DF%CC%F5%B6%AF%B8%D0)。这篇文章中的“笔触元”,作者也自称“墨迹元”、“线元(书法线条的生成基元)”等,具体指的是“书写过程各瞬间笔与纸接触并由之向纸授墨留下的‘墨迹点’”。从哲学上讲,就是一种“原子论”的思路,这种观点由一个物理学学者提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问题的关键在于:“笔触元”指的是“墨迹点”,而兀齐说,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中的“用笔”就是指“笔触元”。这样,问题就来了:赵孟頫所谓的“用笔”指的是“墨迹点”?这个玩笑可真是开大了!在赵孟頫看来,王羲之用“已退笔”是“用笔”,那么按照兀齐的荒唐逻辑,王羲之用“已退笔”是“墨迹点”了?兀齐还在这个基础上漫天想象说:因此,“用笔”是树木,“结字”是森林,简直是胡扯一气!在这里,再一次暴露了兀齐瞪着眼不仔细看文章或者看了也不懂的问题。因为原文的作者明确说:关于笔触元研究的成果可以作为“实验书法学”的内容,而这种研究应该特别注意两点,其中第二点(在原文中是“B”点)是“可用精心设计的系列实验方案对‘笔触元——用笔动作’之间的对应关系作高效、精密和系统化的统计研究”,这样,就说明了“笔触元”出于“用笔动作”,是“用笔的结果”而不是“用笔”。可我们尊敬的兀齐先生是怎么说的呢?他认为:笔触元=赵孟頫所谓的“用笔”。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错误之十一:可笑的“用笔”即书法之“理”说。兀齐首先引朱子的下一句话:“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阳,亦只是此理;静而生阴,亦只是此理。”目的呢!当然是说“理”有多么高,是“千古不易”的等。话说到这里,还是符合朱子哲学的思想的。但是接下来的论证,马上就出现了问题。这就是把“用笔”吹成“太极”、“太一”、“道”或者“理”。很可笑,王羲之写字“使用笔”成了“太极”、“太一”、“理”或者“道”!小学生写毛笔字“使用笔”成了“太极”、“太一”、“理”或者“道”!差一点就要说“用笔”就是“上帝”、“造物主”或者“佛祖”了!你自己敢相信吗?“用笔”就是“道”、“太一”、“太极”或“理”?那么,“道”、“理”、“太极”、“太一”就在每个人的手上了!如果“用笔”本身是“理”,古人说“用笔之理”当作何解?说“某某之理”,就是说某某事物的理,古人“用笔之理”的说法,已经说明了“用笔”是“事”。兀齐不管三七二十一,竟然说“用笔”本身就是“理”,真是口不择言!一方面,自己说“用笔”是“定在”,是“有限存在”,一方面,又说“用笔”是“太极”、“道”、“太一”或者“理”,这不是可笑吗?“道”是“有限存在”?不是,那是万事万物的本原,本身是无限的存在。这里的矛盾,兀齐已经闭着眼睛看不见了。但是明眼人立即可以看出:在兀齐的这段论述里,立即出现了“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他把一种“有限存在”说成了无限的。
     
      在这里,兀齐还好意思引朱子“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是理”的话!真是笑得人肚皮疼!既然兀齐说“用笔”是“理”,那么,“未有天地之先”,已经先有“用笔”了?这是一首什么样的狂想曲啊!真是太惊人了。
      
      错误之十三:在没有确切根据的情况下,凭着本人的主观臆想,武断地将历史上其他人的书法思想生硬地粘贴在赵孟頫身上,忽视了对赵孟頫本人思想意识实际状态的考察。

      先说赵孟頫本人的意识状况:

       黑格尔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赵孟頫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思想,受制于他的时代意识发展的状况。赵孟頫的时代,中国思想领域所能提出的概念,区分度都不是很好。像用笔之情、用笔之理、用笔之事、用笔之态等,统统混称“用笔”,但实际上,这都是不同的。所以,即便赵孟頫模模糊糊地感受到“用笔”中有一种恒定的东西,他也很难做出细致的区分,是极有可能的。像拙文提出的“共性”、“共相”、“一般规律”等,在他那个时代,是提不出来的。我们之所以能提出来,是以此前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发展为先在前提的。实际上,赵孟頫作为一个书家,很难像理论家那样提出区分度很好的概念,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他提出“用笔千古不易”,只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朦胧的、感性的、简单的意识,这就是一种经验认识或日常意识,但是,经验认识和日常意识,往往经不住理论的分析。这也是很正常的。我之所以给他提意见,是因为在同样的时代,与赵孟頫处于同一意识形态环境下的韩性,提出了“同”的概念,即“异中之同”——变易现象中的不变者。但是赵孟頫未能提出,这是遗憾之处。但是,这也与赵孟頫是艺术家而不是韩性那样的理论家有关。赵孟頫《兰亭十三跋》的第七跋,说到底就是一种“经验谈”,是一种朴素的意识。

       这则题跋说:

      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

      跋语首先抛出赵本人的观点:“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这是因为(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然后,接着讲王羲之“字势(结字)”的变化,而“怎么去变化”就是在结字方面“用工”的任务。赵的观点是:字的结体是可以变化的,但是“变”要有对“古法”(古代结字)的继承【古法不可失】,就像王羲之在古代“字势”的基础上进行的“有继承有革新”的改变一样。整则题跋,是将“结字”的“变”【因时相传】和“用笔”的“不易”对言的,这个“易”字,就是“变化”的意思,历史上流传的解释并没有错误。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是下面的意思:

      
书法以用笔为首要任务(为上),但是结字也需要下工夫去做(用工),这是因为“结字(对应于第十三跋中“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一句)”是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用笔”永远是“那个样”啊(千古不易)!举王羲之书法的结字为例:他的结字法改变了“古法”【王洽所谓“俱变古形”是也】,那种雄强秀美的气韵,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他的书体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齐梁时候的书家,(与王羲之不同),他们的结字不是不古,但是缺乏俊气。所以说,这件事关键看自己怎么进行把握。但是有一点(必须谨记),这就是古代的“结字法(古法)”不能全部丢掉(不可失,不是不可变),必须有所继承才行。

       这就是赵孟頫《兰亭十三跋》第七跋的真正意思。如果以更通俗的话来说是这样:


   如果要学书法,就得把用笔能力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来看待,但是在结字方面(实际上赵要讲的是字形、结构的处理)也得用工夫,这是因为结字是随着时代变化的、一个时代一个样子,但是用笔一直就是一个样儿的!王羲之的结字不同于他的前人的结字,但是他的字形给人一种雄强秀美的感觉,这是因为出之“天然”,符合结字之理的缘故。这样,他的字就成了后人学习的典范。和王羲之书法的结构形式相比,齐梁时候书家的结字方式更像王羲之以前的古人,但是却缺少自然生动的美感。所以,怎么样处理字形结构的问题关键在于自己的把握。但是有一点是不能违背的,这就是字形结构的处理必须在前人所创造的字形结构的基础上来进行,无法脱开前人的基础凭空捏造。

        该段题跋的重点,是要说明字形结构处理的原则,但是,出于将字形处理方面的“变化”和用笔基本方式的“恒定性”的比较,赵顺便说出了“用笔千古不易”一语。“用笔千古不易”的基本意思就是“自古以来,用笔一直就是一个样儿的”。需要极端注意的是:不变的是用笔的“样儿”,且不可能是具体的“样儿”【这是随时变化的】,而只能是“一般的样儿(一般形式,其中蕴含着一般的道理、规律性、法则等等)”。

      有的人说“用笔”指“笔法”,实际上,如果这样笼统地说其实也不对!“笔法”有具体的笔法和抽象的、一般的用笔形式之分,如果指“用笔的一般形式”,则是恒定的,但是表现在每个人的手下,则是千变万化的。《赵子昂为袁清容四幅》题跋说:“辄用唐人笔法为之”;《仿张僧繇》款说:“漫用其笔法为之”;《哀鲜于伯机》诗说“我时学钟法,写君先墓石。”可见,他本人是知道“笔法”应该具体地分出“唐人笔法”、张僧繇“笔法”和“钟法”的不同的,如此,则“笔法”之事焉有“千古不易”之说?不会的。


      这里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将形而下的“用笔”和形而上的“用笔”的本质、一般形式、一般规律等弄混了,所以,在不经意间说错了。换句话说,赵孟頫意识到了一种千古不易的东西,而且是在用笔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于是就认为它是“用笔”,但它实际上不是“用笔”而是“用笔”的规律性、一般形式等。在日常意识中,人们很少区分“用笔”和“用笔的一般性质”等等,这样的事,在我们周围就很多。何况在赵孟頫的时代,传统书论中的概念区分度,并不是很好【例如:孙过庭说“草以点画为情性”,实际上,“点画”不是“情性”,而是情性的表现形式,是情性表现在点画形式的变换上。这也是时代的发展状况决定的,但总不能说是准确的。】。像这样的事,如果不是作理论研究,也可以不作仔细区分的。但是,如果从理论的立场说,就必须说明:赵孟頫的表达是不准确的,正是这种表达的缺陷,导致了此后的无数争议。

       人类意识的发展,是从朦胧、模糊,逐渐走向清晰的,所以,古人很难清晰说清的事,后人逐渐说清了。对于赵孟頫模糊意识到的东西,周星莲也意识到了,而且,周星莲的意识,从认识的高度上来看,是“更清晰”了。即,周星莲意识到:赵孟頫所讲的东西,实际上不是用笔的“面目”,而是用笔的“肌理”。从意识到用笔中有“千古不易”者来说,赵孟頫有开创之功,但是,达到认识上的相对清晰,则是到韩性、周星莲理论中才达到的高度。当然,到了我们的时代,区分就应该更清晰。

      兀齐的问题之一,就在于不考察这种状况。一味地把历史上所有谈到“用笔”的宏论一股脑地粘贴到赵孟頫身上。实际上,赵孟頫对很多东西,并没有这么周到的考虑和清晰的意识。通过这种硬性的粘贴,兀齐改变了赵孟頫本人的形象,将他“典型化”了,几乎将他捧上了神坛,但是,这是与事实难以符合的。在解释古人思想的时候,要谨防过度阐释,以免将自己的理解附会成古人的原意。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将许多原作者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硬说成原作者具有的意识。亚里士多德在解释泰利士(或译“泰勒斯”,米利都学派哲学家)思想的时候,说他提出了“一切事物的原则是水”的思想,这就是把自己的意思附会成了泰利士本人的意思。从泰利士的思想中,可以推论出“一切事物的原则是水”,这确实是不错的,但是这样的结论泰利士本人并没有提出。“原则(apxu)”这个词是到了阿纳克西曼德(或译“阿那克西曼德”,米利都学派哲学家,晚于泰勒斯)才提出来的,在泰利士的脑子里压根就没有这个词,他怎么会有“一切事物的原则是水”这个明确的意识呢?不会的。这只是亚里士多德进行引申和推演的结果,无论推得多么正确,它都不是泰利士本人明确地意识到的事情。我们中国的学者注经,经常把自己的意思附会成经书的本意,故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难以分清的情况(“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一语见《陆九渊集》)。为了尽量避免“六经注我”,一定要防备的就是不要把古人原本没有的意识内容人为地嫁接到古人身上。像兀齐,就不断搜集大量的关于用笔的论述,然后嫁接到赵孟頫身上,实际上,很多东西,赵孟頫本人没有明确提到过,他知道不知道都值得怀疑,不去做认真的文本分析工作,以虚无缥缈的“语境”论、“互文性理论”等为借口,找理由把自己搜集到的材料,一股脑地嫁接到赵孟頫身上,这不是学术研究的态度……

       这个问题,不仅是兀齐要面对的问题,不仅是别的阐释者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本人要面对的问题。我的处理是:通过分析赵孟頫原话“用笔千古不易”的一般判断形式(“特殊即普遍”)得出的。在这个判断中,主词“用笔”是“特定存在”,属于“特殊性”范畴;而“千古不易”是一种性状,属于“普遍性”这个范畴。所以,这里的一般判断形式是:特殊即普遍。但是很明显,“特殊”不是“普遍”,所以,赵孟頫的判断有问题。只有主词也是一个“普遍”项的时候,通过谓词“是”联系起来的两个端项才都是普遍项,这时候这个判断才成立。这样,与“千古不易”这种性状【普遍性】对应的“对象”就不是“用笔”【特殊性】,而只能是另一个“普遍”东西,“用笔”中的这个普遍东西是什么?就是用笔之“同”【共性、共相、一般规律等】。所以,我推测,赵孟頫意识到的就是这种普遍东西,但是,他未能讲出来。在这里,拙文的表述是极为谨慎的,是说他意识到这样一个东西,但是缺乏表达的概念,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意识是一种感性意识(感觉)。也正因为是朦胧的感觉,所以,他未能表达清楚。所以,“千古不易”的东西必然是异中之“同”,这是演绎推理的必然结果。这是无论如何无法推翻的、具有必然性的结论。同时,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结论,在逻辑的考察之外,拙文还作了历史的考察,分析了韩性的文章。

       因为赵孟頫没有明确说“千古不易”是指哪些“同”(共性、共相、一般规律等),所以,鄙人的推演也到此为止,即仍然采用纯粹逻辑概念的方式,确定“用笔”中的千古不易的东西是“异中之同(相异的用笔中的同者)”,没有进一步说这个“同”的更详尽的内容,指举了几个例子(如笔毫在垂直于纸面上作上下运动的基本方式只有提、按两种形式,顿挫就是多次提按等)。这些都是“类”属性,属于整个类(用笔这一类事物),自然是“异中之同”。在这一方面,拙文没有多说,是因为赵孟頫没有明确讲。但是,用笔中的“同”者,实际上有很大的可开掘空间,谁挖掘了它,就找出了那些最纯粹的一般规律、一般形式等等,也只有找到了这些东西,才真正找到了“千古不易”的东西……

      至于兀齐,将古人论用笔的名言,毫无证据地粘贴在赵孟頫身上,那只是虚妄……  

      错误之十四:在被人指出错误后,百般狡辩,狡辩中出现更多的错误,自己装作看不见。因为不懂得黑格尔“定在”概念,兀齐只看到黑格尔关于“定在”所提出的原初定义,不知道这个原初定义,正是黑格尔要自己加以否定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的定义。在只看到这个抽象定义的情况下,兀齐坚持说“定在”是纯粹抽象的思想,却不知在他这样坚持时,与黑格尔“概念是具体的”这一思想距离已远。


     黑格尔对“定在”所下的抽象定义和对这一抽象定义的修正(辩证否定)情况如下:

      (A)关于“定在”的最初定义:在《小逻辑》第89节【附原书图版】,黑格尔对“定在”下了一个高度抽象的定义:“‘与无为一的有’及‘与有为一的无’”。这就是“定在”的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的定义。

      (B)思辨过程:这个定义是一种单纯的肯定(正),但是,黑格尔进一步就要揭示这个定义的不真实性,于是他设定了认识过程的另一个环节——与这个定义相抗衡的、怀疑论的否定性意见(反),这样,就揭示了原初定义的内在矛盾(在黑格尔那里,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在面对怀疑论思想时,这个独断论的定义被证明是不真的、片面的,这是认识“定在”过程中的第一次否定。这样,就会出现一种辩证综合的要求,需要扬弃原初的、独断论定义的片面性和怀疑论的片面性,而保留它们各自的合理成分,重新形成一个更高的、具有统一性的定义,这时,“定在”的定义被修正了一次,这是第二次否定,也就是否定之否定,是向原初定义的辩证回归,但是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已经包含了怀疑论的合理成分,这就是一个“合”的环节。

      (C)关于“定在”的具体定义:在关于“定在”的认识就经历了一次“辩证否定”的过程(否定之否定,正——反——合)之后,“定在”的定义被修正了。这个新的定义,出现在《小逻辑》第90节【附原书图版】,是这样说的:“定在返回到它自己本身的这种规定性里就是在那里存在着的东西,或某物。”【后面有一个注:“由分析限有而发展出来的范畴,只须加以简略地提示。”意思是:“某物”是由“定在”的简单概念发展而来的,是具体的“定在”。】“某物”之所以为“某物”,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性质”,所以在进一步的诠释中,“定在”被解释为一个具有“性质”的存在,再进一步,“性质”之所以能够持存(持续存在),是因为有“尺度”,所以,“定在”又被解释为具有一定“尺度”的存在(有的人在“尺度”中找不到“质”了,就会认为它不是“定在”的规定,恰恰相反,“尺度”是质和量的具体统一,包含了“质”作为自己的结构性要素。所以,“定在”的形而上学定义虽然是独断的、抽象的,但是,真正符合“定在”概念的定义却是具体的,是“某物”,是质与量的统一,是有特定尺度的东西,这就是“定在”的现实形式,而最初的“定在”定义所说的“定在”,现在已经被扬弃,被认定为“定在”的抽象形式、非现实形式,因为它的抽象性,也就是“缺乏”(Mangel)具体性。这样的东西,是抽象的“定在”,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意识,在黑格尔哲学中,这样的东西会“现实化”,这就是具体的某物。这样的“定在”,就是“现存”。所以,黑格尔进一步说:“定在是一个[现存的]确定存在(Daseiendes),是某物(Etwas)。)当然,在兀齐仅仅盯住“定在”的抽象定义的时候,这些东西他是不会看到的……
     

        错误之十五:偷换论题,答非所问。我们的论题是:用笔是不是千古不易的。这就是说,“用笔”本身是不是会发生变化,问的是用笔方法、用笔状态等是否在变化,即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用笔是不是变化了的问题,这是问“用笔”是否有内在的差异发生。但是,兀齐一转眼就把论题偷换了。他为我们写下了一段语言色彩颇为诱人的文字,这段文字说:

      “无论谁写字,无论何种书体,都是从第一笔开始写起,而且都是一笔一笔地写,每一笔,都是一次‘用笔’,单独划个‘一’字,但谈不上‘结字’;单独画一‘捺’,也谈不上‘结字’;第一次‘用笔’动作生命过程的结束,便是‘结字’的开始,其后,每一次‘用笔’,同时也是‘结字’——即:有了‘用笔’这个‘一’,才谈得上结字上的‘阴阳’、‘向背’;赵孟頫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在书写的过程中,要首先保证‘用笔’的‘质量’,因为‘质量’决定‘能量’(即:笔势),因‘笔势’来‘结字’,两次‘用笔’又产生新的‘势’(既是笔势,又是字势);对‘结字’而言,‘用笔’始终是‘一’、始终是‘太极’,故曰:‘书法以用笔为上, 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这段文字的想象力不可谓不充沛,也许能吸引一些中国古代哲学的爱好者,但是在论述上,由于这段文字中充满了虚幻的、想象的联结,也就失去了说理文应有的朴素和严谨。在这里,我愿意撇开无关的问题,指出下面的一点:兀齐说的是“用笔”始终是“一”,意思是每一次“用笔”都是“用笔”。这诚然不错,的确,每一次的“用笔”都是用笔,王羲之的“用笔”是“用笔”,王小二的“用笔”也是“用笔”,所以,这些不同的操作活动都是“用笔”,都符合“用笔”的概念。但是,我们的论题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我们要问的是:在都是“用笔”的情况下,这一次和另一次、这个人和另一人、这一时代和另一时代的“用笔”相比,是不是有变化。换言之,我们探讨的前提是:讨论的对象都是“用笔”。但是,兀齐却偷换了论题。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兀齐得出的这一结论,进一步加强了拙文的论证。这是因为:拙文本来就说,在这一次和另一次、这个人和另一人、这一时代和另一时代的“用笔”中,“用笔”的本质不变,兀齐说每一次“用笔”都是“用笔”,当然是因为这每一次的操作都具有“用笔”的本质。所以,虽然兀齐的这段论证目的在于攻击拙文,但是由于事情本身的辩证法,却变成了加强拙文论证的补充材料。

      错误之十六:将“用笔”解释为纯粹抽象的“用笔”观念。兀齐说用笔是“定在”,又说定在是“偶然性的抽象”。那么,一个简单的三段论推理就建立了:

        大前提:用笔是定在。
        小前提:定在是偶然性的抽象。
        结论:用笔是偶然性的抽象。

      这就是兀齐的逻辑。这样,因为现实的用笔是千变万化的,所以,兀齐想方设法将其排除在“用笔”之外,这样,他就将“用笔”说成纯粹的、抽象的“用笔观念”。这样,问题就来了:既然“用笔”是“偶然性的抽象”,是纯粹的“观念”,那么,它在现实性上是“无”。


         错误之十七:一方面将“用笔”说成“定在”,一方面又说它是“真无限”者,将有限存在说成了无限存在。在谈“用笔”时,兀齐悄悄拉来了黑格尔的“真无限”概念,他说:“真正的无限毋宁是‘在别物中即是在自己中’,或者从过程方面来表述,就是:‘在别物中返回到自己’。”这段话是抄来的,没有错。但是兀齐把这个理论用错了:“真无限”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基础概念,是“概念之概念”,实际上就是“自由概念”。兀齐慌乱中拉来这一概念来谈“用笔”,造成两个明显的问题:
        问题一:兀齐说“用笔”是“定在”,“定在”就是“限有”,是有限存在,但是,他现在为了将他的抽象“用笔”观念捧得高高在上,拉来了“真无限”概念,把“有限存在”说成“真无限”【他的原话是:“这就是说:之于书法而言,‘用笔’是一个‘真正的无限’】,是不是又一次无边无际了?……
       问题二:“真无限”的根本特征在于——内在超越性,它自己超越自己,不断有内在的差异在发生,像老子所谓的“道”,就是这样的“真无限”。但是,这样一来,也就是说“真无限”是不断有内在的变化的。当兀齐谎称“用笔”是真无限时,他再一次毁灭了赵孟頫本人的观点。
      这样,赵孟頫的观点在兀齐的努力下至少死了三次:

      (A)在兀齐将“用笔千古不易”解释为“用笔须变化,千古不易”时,赵孟頫的观点已经死了一次;
      (B)其次,在兀齐用“真无限”这个不断有内在差异发生的概念来界定赵孟頫的“用笔”概念时,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又死了一次。
      (C)最后,在你的纯粹的、抽象的“定在”观念前,赵孟頫的这个观点不得不再死一次……

      错误之十八:(待续)


     
【附释】:

(按:前面文字写完后,兀齐没有读懂,不得不作一点附释,给他讲明)

(一)关于“错误之八”的附释:

这段文字写完后,兀齐说:“‘用笔’,只能是‘定在’!”他的意思是:他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我的批评是不对的。这就是没有看懂“错误之八”的陈述。在这里,我写道:“是的,‘用笔’是‘定在’”。结果他无视了。实际上,我这里的论述要分几个层次看:
(1)“用笔”是“定在”;
(2)赵孟頫的话之所以错了,就是因为他把“定在”这种有限存在看成了超时间性的、无限的存在。所以我说:“用笔”是“定在”的观点正好是赵孟頫观点的“杀手”。所以,兀齐的观点正好反驳了赵孟頫的观点。
在以上两层,我并没有反驳兀齐的观点。我批评他,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这就是第三个层次:
(3)正因为“用笔”是“定在”,不是“千古不易”的,所以,赵孟頫意识到的“千古不易”的东西“另有所指”——指的不是“用笔”而是“用笔的共性等”【没有其它可能了】。
所以,我在这里揭示的是兀齐观点与赵孟頫观点的直接对立:尽管兀齐打着维护赵孟頫观点的旗号,却是赵孟頫观点的真正毁坏者。

(二)关于“错误之十”的附释:

在鄙人指出兀齐将nehr先生所谓的“笔触元”和赵孟頫所谓“用笔”等同的错误后,兀齐作了诡辩。实际上,nehr文明确指出“笔触元”的“元”指“基元”,具体所指即是“墨迹点”。今附原文原句如下:

(1)笔者建议,把书写过程各瞬间笔与纸接触并由之向纸授墨留下的“墨迹点”确定为书法线条的生成基元,即上述线元。
(2)为了赋予“线元”以直观性,不妨名之为“笔触元”或“墨迹元”。再考虑书写过程即线条生成过程的受控操作性,称它为“笔触元”更名副其实。

  (三)关于“错误之十四”的附释:

兀齐不懂黑格尔哲学的“定在”概念,一定是没有读懂“存在”概念的缘故,同时,因为读不懂“定在”概念,就一定不会读懂其后的所有概念。这是因为:“定在”概念是“存在”概念的结果,是由“存在”变易而来,而在“定在”以后的概念,又是由“定在”逻辑必然地推出的。所以,从对“定在”概念的理解状况,可知兀齐对整个《逻辑学》的理解状况——都不懂。最可能的情况是:他只抓住了“存在”的最初定义——“纯有既是纯思,又是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第86节)。但是,兀齐很可能不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独断论的定义,是一个独断的“肯定”,接下来,黑格尔马上就要揭示这样的定义的“不真性”,开始讨论“纯有”的内在矛盾,在第87节说:“但是这种纯有是纯粹的抽象,因此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否定,直接地说来,也就是无。”这样,就出现了绝对肯定与绝对否定的直接对立,前者是独断论的态度,后者是怀疑论的态度。这两种态度均是片面的,因此必定会被同时扬弃。这就造成了“存在”定义的修正。这种修正说:真正的“存在”不是“纯有”也不是“纯无”,而是“特定存在”。

这个“特定存在”,就是这么推演出来的。

但是,“特定存在”如果仅仅是一种纯粹抽象的话,也是不真的,所以,只要有“特定存在”,它就必定是“某物”,将“特定存在”的抽象定义(有与无的统一)修正为“某物”的原因,就在这里。只有“某物”和“他物”存在,才有“特定存在”。但是,逻辑进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如果像兀齐所理解的那样,“某物”和“他物”只是抽象的某物和他物,它也是不真的,只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样,“某物”就被进一步定义为有一定的“质”的存在(某物之所以为某物,是因为一定的质),但是,如果所谓的“质”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质”(抽象概念),“某物”也是不真的,于是,“某物”被进一步定义为有一定“尺度”的东西,是“质”和“量”的具体统一,然而,逻辑流程到这里还是不能结束,有“尺度”的东西,也不能是抽象的“尺度”,而必须是具体的“尺度”(所以,“尺度”也是定在),但是“尺度”如果是具体存在着的,会怎样呢?推演是在继续的,然而,我们的介绍需要有一个结尾,就此打住……

回到“用笔”,兀齐说:“用笔”是“定在”,然而,他把“定在”理解为一种抽象观念,所以,他说的“用笔”,其实是“无”,不是现实存在的东西……


(暂时写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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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兀齐  你关于“定在”的一通胡说八道,真是笑煞人了!也不嫌丢人!哈哈!  发表于 2012-2-13 00:40:56
兀齐  我知道,你是抱着黑格尔的那句“……也是对的……不可言说”为你的精神支柱在这儿“胡搅”。黑格尔的话成了你的“圣旨”了?日常语言学派哲学批的就是你这些东西!还抱着黑格尔的臭脚不放?黑氏并非所有都是对的!  发表于 2012-2-10 17:50:49
兀齐  运动的变易过程中,“用笔”(一个生——灭)的过程——一次“用笔”便是一次“用笔”生命的结束;当然是“消逝着的东西”,再一次“用笔”就是新的“用笔”生命的开始,同时也是“结字”的开始 …你那说的是个啥?  发表于 2012-2-10 17:42:57
兀齐  根本没看懂黑格尔的《小逻辑》!只会照本宣科、囫囵吞枣式地理解!这通“胡批”,真是让人笑翻了!  发表于 2012-2-10 17:33:34
兀齐  没有一处说道正点上!  发表于 2012-2-10 17:26:16
手机:15965028068。
周末带学生,地点,潍坊市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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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雪斋外狗仔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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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模范 功勋奖章 优秀管理员

发表于 2012-2-9 16:16:05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听梧阁 于 2012-2-9 16:17 编辑

“用典”术语的出现时间不是重点,也不是赵“用”还是“不用”的原因
“用典”行为是早就有的了

启功称用典行为为集成电路,有些物化
窃以为用程序开发中的“调用子程序”比喻,更形象些,一个命令语句可以代表一整个庞大的子程序,而用典则可以代表原有典故的起因经过结果目的意义感想,具体代表什么根据语境决定。

点评

兀齐  听阁老说得对!只是附带说一下出现时间的问题,以免有人钻空子,徒费口舌!  发表于 2012-2-9 17: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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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9 16:21:33 |显示全部楼层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本人优点:不愁凡事;缺点:凡事不愁(讨论中,只对率先出言不恭者,出言不恭;只对率先盛气凌人者,盛气凌人。)“网络之上皆凡事”。——拉瑞.劳丹说:“健康的争议(与模仿不同),与表示最深的敬意是一回事!”另一位有识之士说:“在任何知识探索中限制心灵的能力,都不怎么明智。”“没有人是真正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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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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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9 16:24:03 |显示全部楼层
兀齐 发表于 2012-2-9 16:21
我本帖表达的意思并非你理解的这个样子!呵呵!

口说无凭,看我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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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带学生,地点,潍坊市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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