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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印版、小京官与大历史、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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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8 13:04: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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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明

  在前些日子,一块标价待沽的木刻印版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是一块长方形的印版,长16cm、宽11cm。卖主称其为结账的印章,不确。经过笔者仔细辨识,上部横刻的二字为“结票”,下部竖刻的文字为“礼部为收结事。今收到本科中式贡士□□□同乡京官印结壹张。此照。中字第□□□号。雍正□□□年□□月□□□日”。印版外框为火云纹。

  虽然这块印版看起来非常老旧而罕见,是清代会试贡生为参加考试向礼部提供同乡京官出具的保结后获得的凭证,上题“雍正□□□年□□月□□□日”,但笔者究非文物专家,不敢率尔断代。尽管世人在这方面知识比较欠缺,对此鲜人问津,但现在文物造假无孔不入,高仿的赝品层出不穷,故而在此真伪暂且不论,仅就此内容所反映的历史信息而言,该印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髓的体现。

  雍正朝的结票在目前尚无可以直接比对的形制参考物,但笔者从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光绪朝的结票进行比对。在山西临汾发现的一份纸质结票,纵19cm、横13cm,木刻版印刷,上面钤一枚图章,红色印文内容漫滞不清,整个结票内容为“礼部为收结事。今收到本科中式贡士高锡华同乡京官印结壹张。此照。光绪拾捌年肆月十三日。”结票框外文字为“中字第二百卅二号”,其中内竖第二行贡生姓名(高锡华)、落款年月日(拾捌、肆、十三)和结票编号(二百卅二)是用毛笔填写的。这份纸质结票实物与笔者所见木刻印版的文字表述基本一致。

    考试规程:赶考日记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农民被称为田舍子,老农即为田舍翁,青少年农家子弟则是田舍郎,但中国科举制度为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提供了制度管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谓传统中国社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当然,为了实现这种华丽转型,不管是世家大族还是庶族草根之家子弟,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需要经年累岁的寒窗苦读才能在这种考试竞争中得偿夙愿。

  依清制,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城及京城举行,又称“秋闱”、“秋试”、“省试”、“观场”,时在“子、午、卯、酉年八月。扃闱试之者三: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会试为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的全国性考试,又称“春闱”、“礼闱”,时在“辰戌丑未年三月,三场日期与乡试同”。斯时,交通不甚发达,但广袤的国土却能如此牢固统一,可以说也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无形作用。物质流通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考生为了将自己的才艺在科场获售从全国各地辐辏京师,也构成一种想象共同体的朝圣之旅。即便落第铩羽,像徽州士子王致和将家乡手艺带入京城开创腐乳的老字号也可能的,亦为“行行出状元”的脚注。为了赴京赶考,南方人乘船,北方人骑马,路上短者一月,长者数月,殊非易易,故有“南船北马上公车”之谓,以形容仆仆于途的舟车劳顿。

  同治十年,浙江台州的士子李芳春虽然科途蹭蹬,四十四岁才考中举人,但依然满怀信心北上京城赶考。行行复行行,李氏最终到达南苑南西门,却遇到收税勒索者搜检衣襟,若捉贼然,得钱径携以去,不由得在日记里写道:“郊圻首善之地,而乃白昼行劫者是乎?”李氏进门转至南横街尽头的全浙新馆暂时安顿下来,在日记又记述云:“二十四日补覆新举人,予以昨日至,不及覆也。先投所齐文书,及同乡官印结,计覆试及会试卷费各用钱十八吊,皆邑人吴副贡玉粟琮,及太平阮孝廉馥云晋恩代为之。其印结给回结票,其文云:‘礼部为收结事:今收到某省本科中式某人,同乡京官印结一张,此照。年月日。’”接下来数日,发家书,给信局钱若干,寄至省城杭州再给酒钱,雇车至浙江处州会馆拜访前辈,与友人往城内觅小寓,议定房租并先支付定金,阅邸报,知于初一日补覆。是日雪夜,起虽见雪而不寒,踽踽独行,不免以路生为虑,按照友人家仆告知的方法雇车至东华门,跟随进入结果走错了地方,几经曲折后入至保和殿,虽然感慨“草茅下士,得见皇居之庄,实生平梦想所不到也”,不过大殿檐柱金漆剥落卷起、考试期间阶下有烧茶以卖者等情形亦一一笔而记之,历历如绘。

  光阴荏苒,又一位浙江士子赴京城应试,此人即是后来著名的经史学家、教育家陈汉章。陈氏后来担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教授,门下名人辈出,包括文学家茅盾、哲学家冯友兰以及史学家范文澜、顾颉刚、傅斯年等。光绪十九年,交通条件稍微有所改变,陈氏搭乘招商局轮船走海路到天津塘沽,然后走陆路于二月八日抵京。据陈氏《光绪十九年日记》载,其嗜书如命,夙慕琉璃厂多书,命车夫驱车过崇文门、正阳门外,至杨梅竹斜街福星客邸歇息,以便时游厂肆,讵奈客栈入夜连油烛亦须顾客自备,闷甚。次日午后乘马车至同乡会馆打探,郡人应考尚无至者,兑钱洋银一番、糙票九千三百,入琉璃厂,问《日下旧闻考》,估计作为抵京熟悉环境之用,不得。十日,雇板车一乘,装载行李搬至同乡会馆,罗列床帐,安置笔砚,点读《海国图志》三卷、《日知录》一卷。此后数日,“遍谒同乡诸京官及总宪祁子禾师、副宪白建侯师……以本省藩署公据单呈张洪主政,托为买卷,并托刘主政为具印结……以土物爵鲞、组菜等分送同乡官,极薄。洪滋卿主政送结票来,票云收到某科举人,某同乡京官印结,礼部司务厅某云云。时洪主政转托刘址芬,比部出印结与其门子印结票费十二千(向例结费止八千)。”

  清代的会试复试始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按照法律规定,“会试新中贡士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八旗取具佐领图结,临场识认。其出结官各衙门由礼部先期知会。如有不到者,指名参处”。这是一种法定的考试认证程序,礼部在收到贡生的同乡京官印结后必须出具收据,考生数量庞大,认证手续统一办理之际自然需要刻板印制的“结票”,以便当场迅速填写给发为凭,前述木刻印版就是为此而制作的产物。

  考试经济:穷京官的日常收支

  “考试经济”是现代中国出现的新名词,但这种现象却并非始于当今,而是其来有自。中国的科举考试举世闻名,自然会形成考试经济的刚性需求和产业链。时至今日,中国民间流传下来的线装书主要都是四书五经,它们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科举应试的学习资料。笔者在五卷本《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中就论及,即便晚清之前中国兵学著作普遍不受重视,但由于《武经七书》是清代武举考试的笔试科目,所以这种考试复习资料性质的书籍必然具有很大的社会需求量。一些文人学士纷纷为《武经七书》作注解、汇解之类的工作,除了兵部、国子监等政府机构刻印“七书”之外,书肆也大量翻刻影印“七书”以倾销谋利,武生则解囊购买以为进身之阶。据陈独秀回忆,当年他到省城考试,桂花飘香时节也是考试经济的黄金时节,士子到了考试冲刺的最紧张阶段,而省城考场附近居民早在开考前数月就清退和修葺房屋,以衣食住行一条龙服务迎接那些提着竹篮四面八方前来应考的士子。自然,店家唯利是图的嘴脸在此时此刻也彰显无遗,抬价、敲竹杠在所难免。京城的会试规格最为崇高,对考试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在某种意义上,琉璃厂作为京城文化名片数百年蜚声遐迩就是考试经济的产物。许多赴京投考士子荟萃于焉,笔墨图籍,一应俱全,无怪乎陈汉章就直奔琉璃厂而去。为了供养士子读书科考,无数家庭所费不赀,甚而家族举全族之力通过祠田收入重点支持卓异超拔之子弟,实质上具有合股经营的性质。

  清代各省士子赴京会试或办理捐官等事宜,如前所言需要请同乡京官证明其申请材料(身世、履历等)所述情况属实,为此需要一份盖了印的保结文书,即印结。得到印结要付一定酬金,此即“印结银”或“结费”。为了办事方便,也为了对印结银进行合理的通筹分配,各省具有出具印结资格的京官往往依托会馆成立“印结局”,类似于担保协会,按章程公推进士出身京官轮流主持,叫做“管印结官“或“管局官”,每两年或一年更换一次,避免相争相轧之弊。出结者出具个人印结后,还须通过管局官审核,并加具花押和印戳,而官方也只认可印结局开出的印结。需要盖印均至“印结局”办理,盖印收钱亦有专门标准揭布。所收入的印结银除了出结官本人抽取十分之一外,其他全部归入印结局每月汇总,在月底或下月初按官职高低分送至同乡京官手里,“均分其数,罔有议其非者”。每个京官每月所能得到的印结银多寡不一,或几两,或几十两,每年一二百两较为常见,多者可至三四百两。可以说,印结银的最初出现就是地地道道的考试经济的产物。

  俗话说:“长安居,大不易”。尤其清朝在入关后就一直厉行刚性财政,京官的收入即便在乾隆朝之后实行“双俸”制也是名副其实的杯水车薪,戋戋之数味同鸡肋,每每有告穷之忧。京官哭穷是清代一个突出的现象。就在浙江台州的士子李芳春抵京交钱办理同乡京官结印的同时,在前一科(同治七年戊辰科)已经登第的张丕绩虽说在27岁时就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转型,理应春风得意马蹄疾,但尚在京城进士原班候选,没有薪俸,虽不当差而应酬仍不能免,日入愁城,印结银遂成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生活困顿不堪。他在同治十年三月写给妻弟的信中如是言:“树园六弟大人如话,德和泰掌柜来京,收到小米、棉花等件。前作梅二哥带来米粮,均按数收到矣,可无须点念也。今年自正月间,印结甚为不好,用度实难敷衍。兄昨接家信,兄意本拟改外官,而家母因年高又不愿兄远游。然在京久住所入断乎不足。昨接家信,大家叔、佑人家兄每年各接济十金之数,然为数无多,仍难支持。俟令姐到家后,可向岳父岳母大人妥为商量斟酌,再作道理。兄时徘徊歧路,真无定见,总之皆因窘迫所致。幸贱躯无恙,堪慰锦念耳。”此堪称清代书法家张丕绩在掣选河南登封知县前对京城生活真实苦况的肺腑中语。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与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并称“晚清四大日记”,长期以来倍受学界青睐,被其同乡鲁迅在《三闲集》中形容为“已极风行”,一则由于李慈铭本人在同光年间才望倾朝,一则由于日记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李氏虽然自幼聪颖,为越中俊才,但一直考运不佳,仕途潦倒,在道光三十年(1850)中秀才后,咸丰九年(1859)入京纳赀为部郎,至光绪六年(1880)才中进士,故曾刻一枚藏书章自嘲曰:“道光庚戌茂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李慈铭虽然时常嗟怨穷困潦倒、负债有如牛毛、窘绝殆不能举火,但事实上追求着与自己的收入水平不相称的生活方式,豪宅轩敞,行必有车,家用浩繁,既以买书、读书、藏书为快意人生之事,又宴饮冶游几无虚日,对衣服的讲究和在乎远超过汉人中有封侯异数的曾国藩,且酷好女色、买妾挟优,是梅兰芳祖父梅蕙仙的入室弟子。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对自己几十年间低收入高消费提供了一份完整翔实的收支账目,因此张德昌以此为史料进行统计研究,在197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专著《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以光绪十六年为例,李慈铭本年得到的正式收入仅仅为俸银135两和禄米大约1200市斤,而其在这一年的花费高达约2000两银子。作为一个京官,馈赠、犒赏、饮宴、娱乐等在在需钱,一年之中仅仅付给各个饭店平时聚会饮宴方面的钱就有160多两。维系如此阔绰手笔的财源主要有馈赠、书院束修、乡贤祠外官捐银、印结银。史载,“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李慈铭本年的冰敬、炭敬、年敬、节敬、喜敬、别敬等礼金收入共计300两,这种京官收入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末秩闲曹是沾丐的,且并不稳定。乡贤祠外官捐银有两次记录共138两,另有性质类似的越祠团拜费60两,总计达到198两。书院束修其实非常特别,系其生涯最后几年担任天津问津书院北学海堂山长所获的每年1100余两束修,事少而酬报丰厚的束修其实是李鸿章鉴于李慈铭喜欢信口月旦人物而赠送的封口费,其他官员是不可能弋获此破格礼遇的。本年的印结银除了一、二两月不见记录,其他11个月(本年有闰四月)总共有346.1两,在李慈铭本年度非正式收入中名列第二位,相当于其正式收入的两倍有余。

  除了来自科举考试的贡生外,无论无功名之人捐官还是有功名的行走候任者为了尽早补缺实授捐官,也都需要印结。咸同之际,捐例大开,稍有余赀者,莫不捐纳一官以夸耀乡里,或在仕途竞争中捐即选即用以任职捷足先登,铨选后捐升、捐保举以加快升迁步伐,为官后捐考满等以事先防止处分降级。因此,印结局收入源源不断,印结银对初入京门、无权无势熬资格的小京官清苦生活赖以挹注余润至关重要。民国初出版的杨寿枏《觉花寮杂记》一书说,京官“俸入无多,专恃印结费”,而“月得数十金,既充然有余”,形同大旱之望云霓。夏仁虎《旧京琐记》亦言,京官“生活之需多仰给于外官之冰炭敬与别敬,而大宗收入为印结费。”

    连带责任:法律文化的解读

  自从张德昌的《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出版后,随着社会生活史在中国大陆学界日趋走红,研究晚清官员灰色收入的论著迤逦而出,大体上均按照张德昌的研究模式,从经济史或者社会史角度剖析包括印结银在内的陋规以及晚清官场的贪腐成风、潜规则诸问题。这样的研究不能说没有意义,但这样的解读是不够深入的,而且明显基于伽德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以今解昔,以一味批评社会病象为能事。“潜规则”虽然堪称风靡一时的新词汇,但只是揭示了与显规制相对的历史形相,本质上属于制度法学所早已阐明的问题,而结印局有章程、组织机构、账簿、收费公示且经吏部备案批验,将印结银视为陋规也是值得商榷的。笔者并不企图先入为主从社会病象的角度进行审视,而是认为应该从正常的社会结构出发诠释其法律文化意义。

  清代科举考试的结印制度其实可以追溯至科举制度形成早期。唐代乡贡举人送到尚书省后互相进行人品德行的担保,称“合保”,又称结款通保。其制,举人到省后,于礼部缴纳家状,然后五人为单位互相保结。李肇《唐国史补》云:“将试,各相保任,谓之合保。”合保后,在对应举者人品德行审查中,如发现有互相隐蔽者,则三年不得赴举。合保的有关文书称为“保辩识牒”。清代其实继承了前朝的这种保结制度,其必要性在于:首先,明清规定娼优隶皂的子弟必须在三代以后才能报考。如果出身不清白者参加科举考试,则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其次,科举考试在一定意义上是学额资源的争夺,各地文化水平存在差异,考试的竞争激烈程度不尽相同,考生“冒籍”的现象关乎考试公平性;再次,考试期间容易发生抄袭代考等舞弊行为,需要关防严密。基于此,童生要取得生员的资格在参加考试前须填写姓名、籍贯、年龄、三代履历,还须五人联保,并由本县一名廪生作担保人,开具保结以证明考生确系本县籍贯,身家清白,非倡优皂隶子孙,未居父母之丧,方准应考。会试是科举考试的巅峰之战,要求考生获得同乡京官出具保结并无虚伪等情自乃势所必然。考生在报考和考试中有任何舞弊行为,结保者都要受到牵连,轻则受到降等的处分,重则难逃牢狱之灾。虽然这种担保属于基于担保人个人信誉的人保范畴,但被担保人向担保人支付一定报酬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并不违背善良风俗,否则担保人不会甘冒风险具结,将其作为灰色收入的陋规其实责之过苛。即便借用当今权利与义务密不可分的法理,仅有责任风险而无相应的补偿对价,以一个理性的“中人”或者说典型的平常人思维揆之,岂非不情孰甚?

  在中国传统社会,姑且勿论会试需要同乡京官出具保结,这种人保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与科甲无缘的平头百姓子弟在送到商号作坊作学徒之时,除了沾亲带故之外,一般人都需要找求保立契为据才能被接纳,奉行“先事为师”原则,只许东家不用,不准本人不干,一旦学徒日后顽不受教,行为失检,出现病恙意外,均归保人肩承其责。起初,沈葆桢创设的福建船政学堂在时人眼里与今日的技工培训班无异,纵然可以预期将在不久创办的水师服役,充其量不过武弁之流而已,报名者寥寥无几。严复对科甲出身一直情有独钟,即便留洋归国后还对科第功名念念不忘,但当时为船政学堂招生告示中提供生活费的条件怦然心动,乃与母亲和妻子商议报名,但入学报名须将“三代名讳职业”和保举人“功名经历照填保结”。严复出身平微,思来想去只有自己私塾时代的老师、叔父严厚甫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乡绅,遂与母亲去严厚甫家登门求保,竟被一口回绝,不愿担责。严复母子听从一位亲戚的主意狠下心来,将伪造的严厚甫保结附在报名表后呈交船政局,后来对保时东窗事发,严复母子被严厚甫叫去横加责骂,跪在地板上痛哭哀求,但为了活命闭口不提撤回保结之事,足见菩萨不一定是慈眉善目的样子,取具保结兹事体大。民间进行商业活动时,在钱铺、当铺之类金融从业者没有破产法的年代,为了防止它们歇业倒闭后携资逃匿,政府不断加强商户联保、陪保的各种章程规定自不待言,一般商业活动借助于保人得以进行的商事习惯亦俯拾可见,就连平常借钱、买卖交割房屋田土、订立契约通常也需要中人、中见人写纸立据作保。对于官场公事应该作保的种类也数不胜数。例如,妇人守节,到了应该旌表年限,往往就要有极熟的官员作保。

  人保现象之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如此广泛存在,就是因为面对广袤的空间进行信息控制的技术手段有限所致。英谚“数目字支配世界”(The world is governed by number)流传已久。卫挺生1929年在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财政改造》,以此为基础力主一笔不苟的财政法律构建,他最初设计的是一部《财政监理法》的法典,分为通则、收支系统、预算、会计、统计、决算、公库行政、财物经理、公债、事前审计、稽察、事后审计十二章,虽然得到胡汉民大为嘉赏,但后来接受相关专家建议化整为零,遂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起草了《公司法》《财政管理法》《公债法》《预算法》《会计法》《统计法》《公库法》《决算法》等,在我国台湾地区财政制度实践中承袭沿用迄今。20世纪后半叶,黄仁宇研究明代财政和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强调“数目字管理”,即是对卫氏计政理论的演义。黄仁宇认为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是如同“金字塔倒砌”般间架性的设计,先造成理想上完美的数学公式,然后向犬牙相错的疆域及熙熙攘攘的千百万众生头上笼罩下去,上面冠冕堂皇,下面却有名无实,在技术能力还未完全展开时,只好先对大数目的军事政治难题囫囵应付,不能实现在数目字上管理。但是,这种“大历史”观忽视了传统中国社会为了解决在广袤的空间进行信息控制的技术手段有限而采取的拟制性制度手段。众所周知,管仲和商鞅的变法目的都在于解决正在形成的大一统国家所面临的控制能力低下以及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制约瓶颈,连坐和保甲制度将涣散而无系统的民众以一定的数字与方式精密组织之,居家相察,出入相司,以期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几十年前,社会学家为“小世界定理”的发明权而争论不休。所谓“小世界定理”即六度空间理论,略谓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与另外任何一个陌生人相识相联至多通过五个中间人就可达到。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一旦超乎七大姨八大姑曲里拐弯的亲缘关系,人保制度就会如《周礼》所谓“联兄弟,联师儒,联朋友……”,衍申演进未有已焉。而如今,互联网迅猛发展,传统“数目字管理”刻已不成问题,相反,“数字化生存”的危险性在大数据时代正日益凸显,在信息垄断巨头面前可能骎骎个人无隐私,社会联属关系正发生亘古未有之变革。

  中华法系的研究一个世纪以来文献浩繁,但笔者一直认为,研究中华法系就必须将其特殊性作为重点,将其根本特征讲清楚,所以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一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时就关注古代典权问题等,后来指导博士研究生通过自贡盐井“做节”研究资本结合制度,都是为了解释中国传统法律中富有创造性的制度设计智慧。关于中华法系的特点,许多学者会沿袭教科书中所谓德主刑辅、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等概括,这是世人耳焉能详的浮泛之论。与此相对,马小红教授对中华法系礼法问题长期关注,在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说达到了相当精深的造诣,这是笔者不能班门弄斧的论域,但中华法系除了礼法结合之外,传统中国社会的连带责任或者说集体责任可谓另一大特质。严格而论,中国古代的连坐者或缘坐者承担的是现代法学上的“集体责任”。按照我国现行《担保法》的规定,担保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准此而观,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中(保)人承担的责任不属于狭义的连带责任,只是一般保证责任。但从类型学角度而言,传统中国社会广义的连带责任与近代以来个人独立责任可谓对立的极化概念。人的担保在传统中国社会构成超亲缘关系力所不逮范围的人际连带责任关系网络,是小农经济生产关系下以“麻袋中马铃薯”形象呈现的个人之社会黏合剂,是研究中华法系大历史的一个大节目。历史的身影从现代人的记忆中逐渐模糊、消失,但如果将时光倒推百年,李鸿章带着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功回到暌别多年的京城,除了拜访应酬之外,人们可能想象不到,其每天还一直忙碌的事情就是住在会馆里给同乡不停出具保结,时或挑灯夜战。我们明白中国传统法律的连带责任特性后,对这种场景也就自然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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