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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农村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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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 08:50: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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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家庭是富农,中学毕业与大学无缘,那是1963年,我回老家辽宁省本溪县南甸公社小峪大队务农,开始了漫长的农村岁月。富农在我心中是一种恐惧,一种耻辱,一种罪过。贫下中农的孩子,有的被保送上了大学,有的进城当了工人,有的参军当了兵,留在村里的有当队长丶会计丶出纳丶记工员的,有当民办教师丶赤脚医生的,就是干活也是看场院丶看瓜地丶看菜园丶赶马车等轻活。而最脏最累最苦最危险的活儿是富农和他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比如,修梯田、修水库、抬石头、架浮桥、打稻埂这些活就是富农分子及子女们的了,刺骨的河水泥水,使我腿上爬满了曲曲弯弯的静脉血管儿,溃烂发脓。1966年冬月,生产队修小水电站,挑选我们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到十里外的河边修电站。白天在结冰的河里打桩拦河,不到一小时就冻得浑身发抖,上岸喝一口老白干酒,再跳进河里。夜里挖机坑,在水里寒风里,一直干到深夜。春节到了,水电站修好了。我们这些人还是与家庭划不清界限,还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了划清界限,五叔家三弟批判老父,光批判还不行,专政大军还让他打老父,才能触及皮肉灵魂。三弟几次扬起手,都不忍出手,专政大军头头说,”你不会打,我教你。”说着朝五叔脸上打去,五叔脸上立即成了血馒头。其实地富子女与地主富农分子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贱民,老一辈死了,村里还得斗下去,斗的对象就是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了。

    不过,那个年代也有心肠好的。就说二癞子吧。二癞子并不癞。只不过头上生过癞,村里人才这样称呼他。土改时分的三间地主穆老大的房子,这些年快塌了,这才从城里亲戚借来钱重新翻盖。就在二癞子拆下老房大梁时,发现大梁上有一块堵木。他把堵木挖开,里面有一个牛皮纸包,打开一看,是块金元宝。二癞子没有声张,连他的老婆也没有告诉,把小元宝揣在怀里。晚上,二癞子吃完饭,偷偷来到穆老大家。穆老大这个病老头是地主分子,己卧床多日不起。其实穆老大这个地主土改前也就是家里有三间草房,二十多亩地,由于他家没人干活,就雇了一个长工,这个长工就是二癞子。二癞子清楚地知道,穆老大这个地主是怎样省吃俭用置办家业的,他更知道这块金元宝是穆老大那年从山上挖的人参换来的,那天放工回来,他看见穆老大喜孜孜从集上回来……当二癞子从怀里掏出元宝时,穆老大的眼泪从他饱经风霜的脸上簌簌落下来,他没有伸手去拿那元宝,甚至连看也没看,紧紧握住二癞子的手,嘴角颤抖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脑袋一歪,便永远离开了人世……后来,穆老大的后事听说是二癞子操办的。二癞子为这事还受到批判。

    1968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年了,农村也早动起来了,大字不识的社员在工作组的鼓动下,也开始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做“三忠于”、“ 四无限”、“ 五首先”。每天上工到田头,总要念上几段毛主席语录才下地干活,长此以往,便觉得乏味,但谁也不敢说。生产队长王希明念过几天书,一天心血来潮,变个花样,让大家背诵毛主席诗词。这一花样,得到了知青们的响应,什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什么“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什么“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个个背诵如流。可是轮到老贫农张山子,山子不认字,那年“扫盲”斗大的字才认识一石,憋了半天,汗都冒出来了。这时,天边涌来大片乌云,锅底似的,远处响着闷雷,眼看雷阵雨就来了。山子急得团团转,也许早上吃地瓜多了,消化不好,突然放了一个响屁,大家想笑又不敢笑,因为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诗词,是一件神圣的事。这时,山子突然冒出一句:“不须放屁!”众人大惊,怎么背诵毛主席是“放屁”呢!正要批斗,知青中有个叫杨文的从怀里掏出毛主席诗词本,找出“不须放屁”那句。头顶一声炸雷,瓢泼大雨降下来,人们也顾不得这些,争着跑山根石洞里避雨了。

    文化大革命中,在我们生产队也闹出很多笑话。山谷村的王瀚文,是个高中生,因家庭出身不好才没被大学录取。这个全村最高学历的王翰文,只好在家种地。由于他有文化,村里要写什么,比如写春联、信件、文书什么的,就去找他写,平时村人更多的是求他给孩子起名字。他也好说话,有求必应。我们村有个姓艾的,连生了三个儿子,生第一个儿子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为表拳拳爱国之心,王翰文给他起名叫艾国。第二个儿子起名叫艾民,第三个儿子叫艾党。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突然发现其中的奥秘,把这三个儿子的名字连起来,不就是“国民党”吗?这不是妄想翻天复辟、恢复蒋家王朝统治,他的黑心还深深地爱着国民党!这次王瀚文没有躲过灾难,他被押到批判会,可怜的王翰文被打得皮开肉绽,定了个“反革命”罪名,判三年刑。从此,王翰文再也不敢为村里孩子起名字了。

    那时,村里除了开批判会就是忆苦思甜。劳累一天了,晚上饭来不及吃完,就被召集在生产队队部里,煤油灯下,唱着:“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忆苦思甜会就开始了。忆苦思甜被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忆苦思甜会” 常开,“忆苦思甜展览” 常办。在忆苦会上,尽管忆苦者诉说自家苦难史时,一脸痛苦,声泪俱下,但听者是表情漠然,因为他们听了不上一次诉苦,但决不能露出一丝微笑,因为那可是阶级感情问题。有时头头们环视会场,听者要陪着流泪,不流泪者就要被扣上阶级立场有问题的帽子。城里来的知青听腻了忆苦,会前准备好湿手帕,深怕无泪可流。忆苦者忆起苦来滔滔不绝,能说上两三个小时,但到思甜时竟三言两语,草草收场。有的为了说明现在生活十分幸福,说每逢过年节发肉票鱼票,还能吃上鱼肉;过去身披麻袋片,现在发布票棉花票。有的在忆苦时竟犯了错误。单德清是个孤老头,旧社会给地主当长工,他在忆苦时说,过去苦是苦,累是累,但能吃饱,农忙时还吃干饭。主持人看他说漏了嘴,忙说别诉苦了,下面批判。老单头说:“不诉苦了,那就批判。毛主席领咱贫下中农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俺刚吃饱几天肚子,刘少奇这个走资派跳出来反对,真是罪该万死!”主持人看他说反了,慌忙上去制止,老单头说,谁不让俺贫下中农吃饱肚子,俺贫下中农决不答应!主持赶紧捂住老单头的嘴,连推带搡把他架出会场。参加忆苦会不难,难的是吃忆苦饭。吞糠咽菜,对农民来说乃是寻常事,对下乡知青来说,可真难。心中作呕,不敢不吃,面露难色,忍不住呲牙咧嘴,蹙额拧眉,被视为思想有问题。有个知青叫马锐,狼吞虎咽,被评为先进,事后才知道他事先在碗里放了糖。知青顾岩吃了忆苦饭,闹了肚子,几天没上班。

    我们村虽然是山村,但封山育林,烧柴很困难。趁中午休息,我拿起柴刀上山。远远看上去有一棵枯树,叶子早已落尽。那时生产队有个规定,每刍见到枯木已死,都可以砍倒当柴。我这个二等贱民,怕惹出麻烦,想砍掉这棵枯树,必须找个人证明那树已死。正好看见放牛的魏大叔,便问那树死了没有。魏大叔乜眼看了看那树,笑道:“那树别人砍就死了,你砍它就没死。”我只有苦笑,只好去搂树下的叶子。不一会,那棵枯树被别人砍去了。

    夕阳渐落,村子里的炊烟就升起来,淡蓝淡蓝,笼罩小村昏红的天空。家里已没了米下锅,我下地归来妈妈让我去后沟姐姐家借米。我攀上后山,远远看到我家的炊烟也袅袅升起来,我知道,妈妈已把水烧过几次了,站在门口等我借米归来。那时候,每到做饭时,村里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起大烟雾,让人看着日子过得好,要是谁家烟囱不冒烟,这家就是断粮了。其实村里没有几家有现成米下锅的。等我从姐姐家借米归来时,已经是半夜了。

    上场后,场院里忙活起来。一垛垛谷子、豆子、稻子像小山似的,黄澄澄的玉米棒堆满场院,一派丰收景象。老牛拉着石磙,吱吱呀呀叫个不停。那扬场的汉子,一锨一锨把脫粒的谷子扬上天去,落下阵阵金谷雨。满场院盛满了欢乐。忙了三春八夏,是该享受丰收的喜悦了。好粮交了公,余粮卖给国家,剩下的留给农民。一年到头,不就盼这点粮食么!可村里每人口粮是湿漉漉的苞米棒子,定量280斤,脫粒后也就是200来斤。一年365天,一天还不到6两呀!生产队长眼睛湿润了。那时除了口粮还可分点落场的土粮,算作饲料粮。人都吃不饱哪能把土粮喂鸡鸭?女人们用簸箕扬去沙土,留作口粮。队长狠下心,把那堆余粮搅拌到土粮里分给乡亲。那一年,村里人没有饿肚子,青黄总算接上了。队长却因此撸了,送到公社“学习” 了一个月。

    最难忘1971年春,妈妈运气特别好。生产队猪场母猪只下9头猪崽,用抓阄的办法分给社员。在全村30户中,妈妈竟然抓中了,看得出妈妈像中了大奖一样兴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妈妈在伸进鱼篓抓阄的情景:她脸涨红,屏住呼吸,双手十合,嘴里念叼着什么,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篓里,摸了好久,直到众人都不耐烦催促她时,才抽出手来,展开一看,是个头号!从此后,每逢收工归来,我总是割一些猪草喂养。过年时,这猪虽然很瘦,已长成200多斤。可这头猪我家没有捞着吃,被生产队送去赶“社会主义大集” 了。妈妈说,比那些没有抓着猪的人家,知足了。好在“大集” 还给点辛苦钱,去掉猪崽钱,,还剩53元。

    年根一天天逼近,我上山去割叫杏条的柴,为的是在大年三十烧水煮饺子。这是村里的习俗,“杏” 与“幸” 谐音,期望来年日子幸起来。山大雪大,我在没膝深雪中寻找一丛丛杏条。忽然在远处一丛杏条旁,有一只野兔在蹿上蹿下扑腾,跑上去一看,一只野兔的一条腿被铁夹子牢牢地钳住,雪地上渗出一滴滴血红。它似乎被夹住多时,无助的眼里透出乞怜的光。我动了恻隐之心,连忙掰开那夹子,又撕下布条把它腿包扎好,放在雪地上,它居然没跑,待我割下旁边的杏条时,才看见它一拐一瘸地跳去。回到家我向妈妈说了,妈妈说,我儿心慈,它也是一条命呀!那年,尽管我家除夕吃的饺子里没有肉,也吃得蛮香。

    从大年初一始,村里总要扭上几天秧歌。扭秧歌的家什,主要有喇叭、大鼓、铜锣,吹喇叭的人是从外村雇来的,打鼓打锣则是本村人。鼓很大,两人打,四个人抬。抬鼓这个活历来都是四类分子的。后来“四类”们年岁大了,抬不动了,就由“四类”的“可教育好的子女”来接班。几十斤的大鼓,绑上木架,扛在肩上,从这院抬到那院,从这街抬到那街,从这村抬到那村,从早上抬到晚上,从初一抬到十五,一般人是招架不住的,再加上两个打鼓人咚咚猛敲,震得耳朵嗡嗡响,一天下来就瘫在炕上了,真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阶级敌人难受之时”!那会儿,有个笑话,一小伙子到外村相亲,女方爹是个教师,假装斯文,问:“小伙子,台甫怎么称?”小伙子答:“俺是贫下中农,不抬鼓,地主富农抬鼓。”春节前一天,我就装病躺在炕上睡大觉。过年装病,晦气!为躲过抬鼓之苦,值得!

    我不能忘记我小学时的同学嘎子,嘎子叫姚福贵,他天资聪慧,口齿伶俐,但有个毛病,爱提问题,有时弄得老师张口结舌。课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嘎子就提出问题:“老师,听人说过去皇帝让人称万岁,怎么毛主席也称万岁?”学到《半夜鸡叫》那课,写地主周扒皮半夜起来学鸡叫让长工们半夜起来到田里干活。嘎子又提出问题:“老师,半夜里黑古隆冬,伸手不见五指,周扒皮让长工到地里干活,那不把田里的秧苗都铲掉了吗?”老师说,这小子将来肯定惹事生非。

    果然,在1971年春节,嘎子在他家房门上写副对联,上联是“二四六八”,下联是“三五七九”横批是“南北”。这副对联(其实是他不知从哪里抄来的),村里人倒看不出什么,一日,县里工作队路过他家见这副古怪的对联,反复琢磨其意,琢磨来琢磨去,终于琢磨出其中的奥秘,原来是:缺衣少食,没有东西呀!这是污蔑大好形势,于是嘎子被打成坏分子。多年以后,我见到嘎子己没有先前的聪慧伶俐了,头发花白,纵横的脸上刻着苦难。临别他送我一副对联:“惹祸皆因两片唇,从此闭口;罹难只怨一支笔,而今罢手。”我流泪了,这就是思想改造的力量!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我在1976年调往镇中学教书,1981年调入县机关工作,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发表于 2019-12-2 09:19:5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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