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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孟:良吏还是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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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3 09:05: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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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贵颂   

    “王安石一生更是遇到过很多小人,难于尽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谏议大夫程师孟,他有一天竟然对王安石说,他目前最恨的是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而自己的内心却想早死。王安石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先死,您就会给我写墓志铭,好流传后世了。’王安石一听就掂出了这个人的人格重量,不再理会。”(余秋雨《小人》)

    而其实,这是对程师孟的误解甚至是侮辱。

    程师孟(1009—1086)幼时聪明过人,五六岁便会作诗,甚至比那位写“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的骆宾王还要早惠。《咏鹅》是骆宾王七岁时所作,此前当然肯定也作过诗,但没有这首《咏鹅》好罢了。程师孟五六岁所作的诗,数量肯定不少,质量应当也不错,可惜无人辑录,无人传抄。或者本人出名想趁早,把所写的诗出版发行,但没有申请到书号;或者批下了书号,但需要自产自销,家中本来负担就重,于是这事就搁下了。也因此,程师孟从五六岁开始,做了七十多年的诗,现在留存世间的,委实不多。

    不过,查阅人事部门的档案,翻到关于程师孟的记录,从头看到尾,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景佑元年(1034年),程师孟考取文科进士。先后任职钱塘县令、桂州通判。后来调任夔州路提点刑狱。他深入调查后发现,这里没有建立储粮备荒的常平仓即储备粮仓库,致使粮价无法调节,容易造成“谷贱伤农”或“谷贵伤民”的情况,于是奏请有关部门,建造常平仓。说来也巧,仓库刚刚建好,余粮刚刚放入,就遇到了俭岁歉收。百姓粮食不够吃,饥寒交迫。程师孟当即下令,调用储备粮,支援灾区。有人好意提醒他,开仓赈灾,必须向上级报告,得到批准、拿了上方宝剑才行。程师孟答道:“如果要打报告审批,等到批复下来,一些人早已饿死了。”(“必俟报,饿者尽死矣。”)他毅然决定:开仓放粮,救饥民于倒悬。这样的干部,如果出现在900多年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不知可以挽救多少人的性命。

    程师孟的辖区内,有很多傍接山谷的土地,每年春夏,大雨倾盆,顺势而下,如同天河。程师孟集资开渠筑堰,开发出良田一万八千顷,组织农民耕种。他还总结经验,写出专业著作《水利图经》,颁发各州县。嘉佑元年(1056年)至嘉佑八年(1063年),程师孟出任洪州知州。此地经常闹水灾,百姓苦不堪言。他组织力量,积石为江堤,开渠章沟,在库坝上设立闸门,用以调节水的升降,洪州水患得以免除。老百姓都称程师孟为“水利专家”。   

    福州城里有座小山,叫乌石山。熙宁元年九月(1068年农历9月),程师孟以光禄卿出任福州太守。一次与友人登乌石山揽胜,觉得此山堪比道家的蓬莱、方丈、瀛洲,遂将此山改为“道山”。他又亲自考察调研,搜访考证,在原先三十三景的基础上,增建三景,成为三十六景。程师孟亲自书写了“天章台”、“冲天台”等景点名称(至今犹在)。又建了一座道山亭,立了题刻,约请前任福州太守、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作《道山亭记》。由于曾巩文章的张扬传播,道山亭驰名遐迩。   

    程师孟还在福州市内的鼓楼上,设置铜壶滴漏,用以计时。专门命人击鼓报时,通告市民。据现代文史学者、古建筑设计大师王勇坚先生说:宋朝福州太守程师孟设置的铜壶滴漏,其最大特点,是每隔一刻钟,“铙神”(机器人)能在水力机械作用下,自动击铙8下,该装置在中国水钟发展史上可谓少见。在宋、元、明时期,是计量时间的标准器具,并设置在皇家钟鼓楼上,现代人称它是真正的老北京时间。

    滴漏建成,程师孟在漏室中题诗二首。其一云:“风雨虽昏漏不移,百年应未失毫厘。须知万户千门里,正得人间吉凶时。”意思是,负责报时的人,责任重大,准确第一,最好做到毫厘不差。其二云:“台门新漏一声闻,此时朝昏百刻分;他日郡人思太守,也须谈及叶参军。”叶参军,是当时的工程技术总监叶左院。吃水不忘打井人,听时感激程太守。但你们也别把功劳都记到我一个人的头上,工程师叶参军,同样应当铭记。可见程师孟不贪功绩的高尚品格。

    程师孟在中央工作时,经常从事外交活动。有一次,皇上派他去接待来大宋访问的辽国使者萧唯辅。双方举行会谈时,萧惟辅说:“白沟之地属于宋、契丹相连地区,现在你们却植柳数里,而以契丹人在界河捕鱼为罪,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程师孟反驳道:“两国在这方面,是订有条约的,大家共同遵守。你舍弃文书,凭口乱说,这不是想无事生非吗?”萧惟辅自知理亏,惭愧地辞谢而去。

    另有一次,程师孟作为宋朝特使,到涿州去给辽国皇帝祝寿。到了宴会厅,程师孟一看涿州方面安排的席签,陡然变了脸色。原来,契丹人的座位坐北朝南,而涿州的官吏坐东向西。程师孟作为宋使,反而坐西朝东,成了末座。程师孟道:“是卑我也。”我是大宋特使,看不起我,就是看不起宋国。因此拒绝入席。跟随他的人,都吓得脸如土灰,但程师孟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双方从太阳偏西一直辩论到黄昏。最后,对方理屈词穷,只好退让,将程师孟与涿州官吏的位置予以对调,程师孟方才入席。第二天,程师孟打道回府时,涿州的官员特意在郊野为他饯行。程师孟扬鞭催马,正眼也不瞧他们,疾驰而过,给了这帮势利眼一个回击。

    说了半天,程师孟是一个能力很强、工作勤奋、政绩突出的好干部,“天下以为才卿吏师。”即便树个清正廉洁的典型,也绰绰有余呀,怎么会成了余秋雨笔下的“小人”了呢?

    原来,余秋雨的这个结论,是抄自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程师孟尝请于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师孟多幸,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惟公矜许。”介甫问:“先正何官?”师孟曰:“非也,师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如椽,候死而刻之耳。”介甫虽笑不许而心怜之。

    《涑水纪(记)闻》这本书,早有前贤研读,指出其记载多为诬蔑附会,属政治斗争之利器,“多数得之于传闻,内容不尽确实”(《辞海》缩印本第936页)。这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如果没有别的资料佐证,不能作为信史采用。而司马光关于程师孟这一段的叙述,又出自张师正的《倦游杂录》:有善谀者,熙宁间启王介甫曰:“某所恨微躯日益安健,惟愿早就木,冀得丞相一埋铭,庶几名附雄文,不磨灭于后世。”

    本来,张师正只是说了熙宁年间(1068-1077)有那么一个人,请求宰相王安石给“提前”写个墓志铭,此人姓甚名谁?文中并未确指。但到了司马光那里,就硬栽在了程师孟的头上。而到了余秋雨笔下,更由“谀者”升格为“小人”了。

    退一步讲,程师孟是北宋一位有成就的政治家和诗人,他与王安石同一时代,知道王安石乃文章大家,仰慕其文采,说些正经的、非正经的过头话,也是可以理解。就如现在有些人,花钱买表扬,活着听悼词,世人不是也见怪不怪么?无论如何,程师孟也戴不上余大师所赠“小人”的帽子吧。

    伟大的书法家米芾谈到程师孟,说他“以文学登科,以政事跻显,以言语出疆,以恬退告老,足之所及,功利蔚起。”( 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十五)这才是持平之论。

    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程师孟、王安石、司马光,携手同赴黄泉。
发表于 2019-12-3 13:47:5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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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5 09:46:1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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