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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律:我痛恨鸦片,更痛恨不平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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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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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律是鸦片战争前期的英方将领,中国历史教育中一直把义律描绘成是侵略者,他的前世今生如何,他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及当时的心态如何呢,了解真实的历史,听义律自己讲述1840年的故事,很多话对今天也是非常有益的反思。

    主讲人 义律

    1840年(道光二十年)

    我的名字叫Charles Elliot,中文名是查理·义律,今年39岁。我是大英帝国派驻广州的驻华商务监督,虽只是个商务监督,确是个大使级别的职位,年薪可有6000英镑。

    我很喜欢这个工作,不仅薪酬高、职责重,还能为大英帝国在东亚的利益出一份力,我深感荣耀。然而,自1834年7月来到中国,我发现自己成了一个矛盾体。

    我既要确保贸易有利于英帝国,所以不得不容忍鸦片走私商,但打心眼里十分厌恶鸦片贸易;我既渴望建立与大清国平等的外交关系,发展自由贸易,又痛恨“天朝”人的傲慢无礼、目光狭隘、顽固不化。我觉得自己真诚,但又伪善;有野心,却又于心不安。哎,真是好纠结。

    在来中国以前,我其实一点也不纠结。1801年我出生于英国的贵族家庭,祖父是伯爵,父亲是军人外交官。受家庭影响,14岁的我投身海军,立志为大英帝国的荣耀而战。

    十几年来,我在海战炮火中东奔西跑,去印度,到牙买加,在摇晃的桅杆上爬上爬下,在颠簸的甲板上摸爬滚打,曝晒著灼烈的热带阳光,吞咽着生满蛆虫的面包。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骄傲!

    1822年,我升任少佐,1830年我担任圭亚那的“奴隶保护官(Protectorof Slaves)”,呼吁给奴隶适当的自由,成为了废奴主义者。

    1834年我来到了中国广州,两年后升任为驻华商务总监督。所谓的商业监督就是监督英国商人在华的行为,确保中英贸易正常的发展,保障茶叶、生丝等货品能够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送到英国。

    英国殖民时期的舰船

    到了中国,我感受到我们英国人喜欢喝中国的茶叶,但是却没有人知道英国人喝的每一滴茶水无不凝结著在华英商的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

    大英帝国的公民在中国受尽了非人的对待,中国人从不把我们当人来看,他们称我们“夷人”,骂我们“番鬼”。中国人看不起我们,对我们肆意谩骂,说我们的鼻子像鹰嘴,眼睛像猫眼,胡子像刷了红旗渠(“鹰鼻、猫眼、红胡”),肉白得晃眼,甚至愚蠢地认为我们腿不能弯曲,眼睛到了中午就看不见了。

    中国人不屑于学外语,也不允许外国人学汉语,若是哪个中国人敢教我们汉语,被发现后立即处死。我听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中文老师每次来上课时,都带着鞋和毒药,他谎称来十三行是买鞋的,而且随时准备着被发现后服毒自杀。

    我们一直希望能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但始终未能实现。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仅限于广州一城,而且一年仅允许两次,非贸易期不准外国商人住在广州,只能住在澳门。

    平等地和中国政府打交道更是一种奢望。我们只能通过中国政府指定的行商办理入境手续、缴纳关税,不允许和政府直接来往。政治腐败,行商克扣,本来政府规定4%的关税到实际缴纳时居然高达20%。

    其实我们大英帝国曾经不止一次地寻求机会与大清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早在1792年,乔治三世陛下便派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进行“破冰之旅”,提出贸易自由、增开通商口岸和在北京派驻大使等建议。

    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国际交往,却被当时的乾隆皇帝一口否决,他还颐指气使地说:“天朝特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解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真是夜郎自大,一派胡言。

    中国经济的发展岂能离开世界,我想他们是忘了,忘了现在他们吃的红薯、玉米高产作物来自何方,忘了他们手头用的部分白银还是我们运来的,忘了现在他们抽的大烟是谁运来的。

    马嘎尔尼访华图

    当然,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会,英国急需中国的茶叶等商品,但是中国确实物产丰厚,除了白银几乎啥都不需要。我们的商人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换取茶叶,这本没鸦片什么事,但是如今墨西哥闹革命,白银产量减少,手中的银元也随之减少,商人不得不另寻其他支付手段。

    因为知道中国人非常喜欢鸦片,商人就出此下策,用鸦片换茶叶,既解决了银荒问题,又满足了中国人“口腹之欲”,也算是一举两得。

    但是我深知,鸦片只能解燃眉之急,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甚至我们靠着持续、大量地走私邪恶的奢侈品而进行贸易也不会有好下场。我对那些鸦片走私商深恶痛绝。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好的办法是政府能和我们心平气和坐下来商谈,讨论如何使贸易正常化、自由化。但这比登天还难。

    而就在去年,中国的皇帝决定禁烟,派钦差大臣林则徐来广州禁烟。他一到广州就发话:“鸦片一日不绝,本钦差一日不回!”1839年3月,林则徐下令中止所有贸易,封锁商馆,直到我们商人交出所有鸦片,并写下保证书(甘结),保证再不带鸦片来中国。

    作为英国的商务监督,我的职责是维护中英贸易正常进行,保护英国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在此立场,林则徐的做法侵害商人的安全,是我不能容忍的。

    我让商人们暂时把鸦片转交给我,由我交给林则徐,并且我向商人保证,大英帝国对他们被没收的财产负责。这样一来,林则徐与商人之间矛盾就变成了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矛盾。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要我觉得要改变外国人在中国的非人待遇,要改变中英不平等的交往关系,必须通过一场短而快的战争来解决。而这正好给英国宣战找了一个好借口。

    1839年4月,我将从商人那里收来的两万多箱鸦片交给林则徐,5月份他在虎门集中销毁。然后,林则徐催促我签署保证书,保证商人以后不再向中国运送鸦片,否则处死。听到此事后,一股无名火一下涌上心来,现在那么多英国人走私鸦片,签署保证书就等于屠杀英国人。坚决不能签。

    今年双方矛盾进一步恶化,林则徐不但不让我们在广州居住,甚至还带兵查抄了我们在澳门的居所。如今我们已经无法上岸。

    这些日子,我常常傍晚站在甲板上,任由中国南海的海风缭乱头发,我望着渐落于天际线下的夕阳,期盼著大英帝国的舰队能出现在这夕阳余晖中。

    但愿伦敦方面已经做了对中国开战的决定,我认为只有女王陛下决定干涉,才能让中国人正眼看我们,才能一劳永逸地防止犯罪和苦难,才能保证贸易正常进行。综合来看,这不仅是对英国公共利益和国格负责,也是对中国政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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