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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 12:14:51 |显示全部楼层
摸象王羲之
王家葵



    研习书法而不知道王羲之,就跟吟咏古典诗歌而没有听说过李白、杜甫一样不可思议。可与李杜相比,除了大量传说外,与王羲之有关的史料实在不多。房玄龄主持的《晋书》中王羲之传赞,据说是唐太宗的亲笔。皇帝对王的“高度重视”,当然有利于其书名的传播,但王羲之的真实面目却因此而变得模糊。可以这样讲,自从唐代王羲之“封圣”以后,迄于今天,拥有fans无数,但过于仰视,与王羲之的距离更加遥远。

    探究是学者的天性,宋代黄伯思已开始利用王羲之信札来还原王羲之的生活,清代的王澍、姚鼐、包世臣、鲁一同等,踵武其后。但他们都未能摆脱圣人崇拜的情结,虽然筚路褴褛之功不可没,但创见的确不多。

    率先剥离王羲之“背光”的是清代广东顺德人李文田(1834-1895),在王羲之研究中,他的意义有些像后来五四运动中“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1872-1949)。

    受李文田的影响,1960年代郭沫若发起了一场《兰亭序》真伪的讨论。论争的着眼点虽然主要在作品本身,而与论者如郭沫若、高二适、李长路、启功等,也有大量文字讨论王羲之的生平。其后,有王汝涛、王玉池、刘涛等先生,分别在王羲之生平事迹和法帖考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几乎与国内争论《兰亭》同时,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吉川忠夫、杉村邦彦陆续发表了《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以王羲之为中心的法帖研究)、《王羲之》、《王羲之:六朝貴族の世界》(王羲之:六朝贵族的世界)以及《王羲之の生涯と書について》(有关王羲之的生涯与书法)等研究王羲之书法和生平细节的论著,开启日本王羲之研究的风气。

    日本学者的研究以细密见长,留日归来的祁小春博士是杉村教授的高足,他曾经出版《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台北:石头出版社,2007年),颇能继承这一风格,作为中文书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与《迈世之风》的长篇大论不同,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新出的《山阴道上:王羲之研究丛札》则是一本16万字的小册子。此书篇幅虽短小,内容却精博,既研究王羲之尺牍的形制,也涉及王羲之生活的细节,当然,谈论最多的,是王羲之书法的秘密。

    书的上编由20馀篇札记组成,如作者在自序中说:“(这些研究札记)多为一些细小琐碎问题的议论,倘若藉此而以小见大,引发出较深层次的问题探讨,更于此有所发明,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研究方法。”札记是古代学人喜欢的文体,主要用来记录点滴心得,集腋成裘,便成著作。不仅如此,在思考积累过程中,偶然闪现的睿智火花,也可能推展成弘篇大论。据作者序,收入下编的论文《<十七帖>为何阙“月日名白”》,便是在同名研究札记的基础上扩展而成。

    这篇正式论文首次提出今传《十七帖》并非直接出自王羲之真迹,而是经过一系列的编辑和改动的草书教材的观点。这是前人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而作者通过一系列举证,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读到快心处,真堪浮一大白。稍许遗憾的是,没有能在上编中找到这篇札记,如果附刊出来,完全可以作为论文选题与写作的范例。

    考据本来是枯燥的学问,不过在小春博士笔下,一件件小事,一个个人物,却都变得鲜活有趣起来。

    前面提到《兰亭序》真伪的争论,虽然经过将近半世纪,依然未敢轻言尘埃落定。小春博士在书中专门拈出《兰亭序》流传过程、稿本状态、避讳情况以及词汇特点进行讨论。“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这是《兰亭序》中的名句。经小春博士认真考索,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的那次兰亭雅集,确实没有“丝竹管弦”,即没有音乐伴奏。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王羲之当时是会稽(浙江绍兴)的最高长官,在其治下召集群贤聚会,何以简约如此呢?小春博士结合当时北伐战争和殷浩与桓温之间的矛盾,告诉我们,并非王羲之等厉行节约,其实是“考虑当时举国上下处于战争状态,出于自肃目的而保持低调,不欲大事声张”的缘故。这一意见可以为治南北朝历史者提供参考。

    王羲之留下的书迹,除有争议的《兰亭序》外,几乎都是尺牍。其中《快雪时晴帖》是王帖中的精品,乾隆皇帝将此帖与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视为稀世之宝,著名的三希堂即由此而来。

    《快雪时晴帖》只有24个字:“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我一直以为“佳想安善”是其中的好词好句,不仅我如此,启功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并留下许多件以“佳想安善”4字为题材的墨宝。阅读本书,我才了解到,按照晋人书仪(书信格式),“想安善”乃致书人表达其询察或祈愿对方近况良好的推测型语气,属典型的问候语式。小春博士通过大量同类例举,指出此句应该标点为:“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所以小春为这则札记拟标题“佳想安善,未必安善”。

    2009年年尾,我在南京参加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承小春博士赐下此书,三天的时间快读一过,感觉正如本书的名称一样,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给。在会场上,小春报告的内容也与王羲之有关,评议人华人德教授引据《大般涅槃经》中盲人摸象的故事说,许多王羲之研究者,都如那位摸到象腿的盲人一样,妄言大象如立柱,远离真相;小春博士的研究,至少同时触摸到了象牙、象耳、象鼻子,虽不中,亦不远。通读此书,我亦云然。











文献学考察:一个王羲之研究的新角度
薛龙春

   周公、孔子被称为圣人,乃因他们不仅是治道的象征,亦为中国古人道德典范的象征。故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为世所不容。但中国古代也称具有某方面专长的能人——即葛洪所说的“众所不及”者——为“圣”。《抱朴子》所载皇象、胡昭是书圣,卫协、张墨是画圣,张衡、马钧是木圣,不一而足。这种“圣”不是独一无二的,比如历史上就有很多人被称为书圣,唐代以前,皇象、胡昭而外,张芝、锺繇、索靖、王志等人都曾被目为书圣,唐人许圉师为了谄媚高宗,亦恭维他为“古今书圣”。在书法史上,擅长草书的人又被称为草圣,汉代以来,杜度、张芝、张旭皆有此誉。古人以“圣”与“绝”对举,“锺繇隶奇,张芝草圣”、“张芝草圣,皇象八绝”,“伯英既称草圣,元常实自隶绝”,可知“圣”即技艺惊绝之义。至于诗文、图画之“圣”,大抵可作同等观。清初阎若璩有“本朝十二圣人”之谓,他所例举者都是当时在某一方面尤为突出者。

    在早期书法史中,王羲之并无书圣之名,他的名气在南朝时期甚至还不如他的儿子王献之大。但唐代定鼎之后,太宗以三五之尊为作传赞,鼓吹羲之书法尽善尽美,等诸《韶》乐。嗣后学书鲜有不学王字者,以王羲之等晋唐名家法帖为中心的书学途径在后代被称为“帖学”,牢笼书史千余年,王羲之因此成为后人心目中的书圣,而且是唯一的。

    尽管“众所不及”之圣与周孔之圣原非一事,但王羲之形象(包括人格与艺术)在历史建构中却无限高大起来,成为一尊不可动摇的偶像。若作王羲之研究,传世的文献、尺牍文本、书法摹本与刻本等应该是我们首先关心的,整理并从中筛选出可信的“史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作业。否则,任何高谈阔论的所谓研究实无寸补,注定只是一堆糊涂账。有学者根据王羲之书札中经常出现“左一个‘奈何’右一个‘奈何’”,就遽然阐释王氏晚年的悲凉情怀,殊不知魏晋南北朝时代因礼制(特别是丧礼)的需要,士族家族亲友之间,告哀吊答尺牍的使用十分盛行,而“奈何”不过是书仪中的套话。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王羲之研究的基础工作向来无人问津,但是系统、全面、科学的王羲之基础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薄弱亦无须回避,我们只要稍稍了解一下东邻日本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成果,就能立刻感受到差距的存在。

    当然,从事这一基础研究除了愿望与耐力之外,研究条件与研究背景亦极为关键。《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一书的作者祁小春,大学时代学习古籍版本与古文字,毕业后曾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后赴日本留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化史、美术史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担任“中国史”、“中国文化史”、“古文字学”、“书道史”等大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他的新作所展现的研究路径既有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亦得京都学派的沾溉。其基本立场是严密的文本读解、细致的考证校勘以及疑古的精神。他非常熟悉国内的王学研究现状,对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亦了如指掌,这是两国其他学者很难具备的学术条件。因此,在讨论祁小春的著作时,我们应当对其学术背景有所认识,由此可以了解祁小春何以如此开展研究、何以如此写作的种种疑问。

    他的这部著作洋洋60万言,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资料研究,对王羲之的撰述资料与传记资料进行排比、分析,然后着重对王羲之的传世尺牍文本与《兰亭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下编是人物研究,作者以上编为基础,对王羲之的家世、生涯事迹及其与道教的关系进行了清理,同时抽取出傲、简、悲、媚四个语词来探讨东晋文化背景下王羲之的性格气质及其与文章、书法的关系,以期更直接有效地把握那个时代文化的具体特征,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王羲之。比如,受吕思勉讨论东晋南北朝士大夫风俗之恶的启发,祁小春通过整理《世说新语》中有关王羲之记载——如在好友王敬仁、许玄度死后评论不恭,支道林最初拜访他时爱理不理,对谢家与郗家人的态度截然不同,与简文帝的互相漫骂,与王述交恶始末等等——揭示出王羲之性格中的“傲慢”,这也许是书圣让我们觉得较为陌生的一面。再如祁小春注意到王羲之草书的简略化倾向,由此探讨了晋人尚“韵”与尚“简”风气之间的关系,为我们理解尚“韵”增加了一个新的角度。

    本书第一个特点是资料全面丰赡。中古文献存世较少,“全”就显得格外重要。全面掌握资料,不仅可以建立联结的思考网络,保障推论的“安全性”,而且任何看似零碎的材料,若能有效勾连,往往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祁小春对与王羲之相关的历史资料旁徵岛索,竭泽而渔。以王羲之撰述资料为例,除了传世的文本文献(尺牍)、刻帖、模本之外,近代发现的一些法帖摹本、刻拓本以及敦煌临本,国外所藏古代搨摹本等新资料,日本平安时代藤原行成所临一系列王羲之尺牍都是他搜集与研究的目标。这些材料主要是四百余通尺牍,其中包含着王羲之思想及其生活的一些细节,倘若能够清理出其格式、语词规范、书写时间地点、王羲之与受书人的关系等等信息,这些历来不被重视的王书尺牍就能作为有效史料得到充分的利用。讨论“官奴”不可能是王献之这一问题时,祁小春通过考证《十七帖》中《玉润》等帖的书写时间,推知王羲之在世时王献之并未结婚,他不可能是玉润之父(即官奴)。在尺牍研究中,祁小春除了借鉴宋代以来的帖学研究成果,《全晋文》所收陆云日常尺牍、楼兰出土晋人书信残纸、陶弘景《真诰》所收杨许交往信札、敦煌出土唐人书仪等皆进入他的研究视野。王玉池先生在序言中对祁小春的全面细致大为推崇,洵非溢美。

    祁小春对于相关先行研究的介绍与平议亦相当全面,尤其是当代日本的王学研究、《真诰》研究、《兰亭序》研究的新成果,如中田勇次郎、上田早苗、西川宁、森野繁夫、佐藤利行、清水凯夫、宇野雪村、兴膳宏、杉村邦彦、吉川忠夫、谷口铁雄等人的著作与观点,在本书中都有详细的引征、评论与取舍,因其详细,在阅读上甚或让读者觉得有些枝蔓。而祁小春自有他的考虑,他在自序中这样写道:“本书含有大量的学术信息,这对于今后的王学研究或许能起到一定的向导作用,俾后之来者可藉此了解王学的先行研究,开辟新的研究道路。”可知除了表达对其他研究者与研究成果的尊重之外,祁小春亦希望自己的这本著作具有汇聚学术资讯的价值,兼有索引的作用。在我看来,今后的研究者,正可作为王学的学术史看待,尽管作者不是采用学术史的体例。

    祁小春对于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搜集亦不遗余力。我们知道,有些问题若纠缠于本学科之内,也许毫无结果,而相关学科或许能提供更为切实的解决问题的角度。如王羲之尺牍前介部分时有所见的感叹诉哀现象,有学者认为反映出东晋贵族对于时节变化的感伤,但祁小春利用史睿对“经节之吊”的考证成果,指出这些感叹或为大、小祥、禫等祭祀活动所发,且在程度上仅限于感叹或哀叹,与为祭祀而发的哀痛之辞程度不同。在王羲之书帖中,确实有不少写于冬至、岁首前后或是月半,其中的感叹诉哀应该都与“经节”之祀有关。又如,在考证《兰亭序》真伪时,多数学者认为王羲之所书“揽”字乃避讳字,因为他的曾祖父名览。但祁小春借鉴陈垣、周广业、陈登原等学者六朝避讳制度的研究成果,指出这一说法相当牵强。因为避讳改字是不得已的行为,《兰亭序》并非公文,王羲之完全可以自由遣词,不必“遇讳”改字,且遍检传世王羲之所有法帖尺牍,并未发现第二个“揽”或“览”字。他指出,《兰亭序》文中用“揽”,不仅于文义难通,且“览”、“揽”属同音字,不合当时避讳既不同形又不同音的习惯。这是对于《兰亭序》文本真实性十分有力的质疑,我想,后来研究者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无法轻易绕过。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祁小春秉承无徵不信的学术传统,对于流传献与今人研究成果,皆一一进行检证,力图从中清理、发掘出可信的可利用的史料。如在检证《晋书》王羲之传时,祁小春借助《世说新语》及注、《真诰》及陶注、《建康实录》等相关记载,指出其中谬误与故意篡改处11处。对于传世王羲之的其他传记资料,他在检讨之后将之分为若干层次,如凡见于《褚目》、《书记》等著录的法帖,当为王羲之撰述文献中最为可信一批资料;《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广引各类史书文献,其可靠性明显强于刘义庆本人所撰,等等。

    传世有关王羲之传记中,传说逸闻占了泰半,这些材料往往被学者当作史实直接使用。祁小春认为,这些材料中或有史料存在,但首先必须对之进行甄别辨认。在本著中,何延之《兰亭记》、刘餗《隋唐嘉话》等盛唐传说皆一一过堂。在整理、辨别这些资料时,祁小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记述真迹由来的传说比《兰亭序》文本出现的时间晚了近一个世纪,真迹在唐初出现时,为什么官方未对之进行正式记录?为什么当时人、当事人对此竟无只言片语?因为这些疑问,祁小春对传说中唐太宗获得《兰亭序》真迹的时间、相关人物等一一考察,发现其间抵牾百出,因而作出这样的推论:萧翼、辩才都是虚构人物,他们只存在于传奇小说的想象之中。在充分检证的基础上,他同意日本学者萩信雄“所有的这一切,也许都是在《兰亭序》被《晋书》王羲之传收录以后才开始发生的”的看法,并进而补充认为,盛唐传说的出发点正是对这一段历史空白所作的主动说明和解释。显然,资料检证的过程不仅是考证与甄别的过程,它还可能是新观点得以产生的契机。然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兰亭论辩中,任何一方都不同程度将《兰亭记》和《隋唐嘉话》当作史料加以运用,却忽视了论证其是否可信这一环节。

    本书第三个特点是对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视。在祁小春看来,资料的整理考订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而方法则直接决定研究结果的科学性。祁小春在他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强调方法的重要性,他所说的方法就是文献学,我理解为一切研究方法得以运用的基础。因为无论我们采取何种研究方法,不能不建立在文献实证的基础之上。

    在检讨兰亭论辩的失误时,祁小春直指方法论。他认为这场讨论虽因书法而起(南京出土东晋墓志),但却不应以书法为切入点。因为书法是旁证,它不能回答《兰亭序》究竟是不是真迹的问题。针对辩论双方共同的方法论,祁小春一连提出好几个设问:考证出《兰亭序》是或不是东晋人的字体和笔意,是否就能据以断定它的真伪?论证了王羲之性格是达观或是悲观,是否就能断定《兰亭序》文、书的真伪?在根本无法确定《兰亭序》与《临河序》孰为全文的情况下,在文章的篇幅上以甲之全证乙之不全或反之,对于解决《兰亭序》真伪究竟有多大直接作用?即使推测出《文选》不收《兰亭序》的原因,能否直接证明《兰亭序》在齐梁间是否传世?回答都是否定的。

    祁小春认为,即使李文田、郭沫若的观点被驳倒,《兰亭序》就是真文、真书这一说法仍不能成立,因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的根据不足。所以,“正确的研究方法应该是运用文献学方法对《兰亭序》予以彻底检证,考证《兰亭序》的出现时间、作者、内容、流传过程等具体问题亦即文献本身的性质。”其他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只能起旁证与参照作用,而不能代替文献研究本身。为此,祁著的做法是先对《兰亭序》进行外证考察——即记述《兰亭序》由来的传说的检证,再进行内证分析——即《兰亭序》文章本身存在的问题。这一基于文献学的重新考察,为《兰亭序》的真伪之辨廓清了许多迷雾,也提供了不少证据与角度。

    本书第四个特点是统计、归纳、考证、比较等具体研究手段的娴熟运用。在王羲之尺牍研究中,祁小春认为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应从王羲之尺牍本身加以分析归纳,以寻找特征与规律。比如《宝晋斋法帖》卷三收王羲之《二孙女不育帖》分作四行镌刻:“羲之顿首二孙女不育伤/夭命。痛之缠心,不能已已可/悼切心岂图十日之中二孙/复如何羲之顿首。”但归纳《书记》79帖、《书记》176帖、《期小女帖》(《宝晋斋法帖》卷三)等三则相关的尺牍行文之后,发现它们均依照“岂图……夭命”、“何意……夭命”这一既定格式,且套语“痛愍贯心”、“可复如何”亦未作分割。祁小春据此得出《二孙女不育帖》第二行和第三行颠倒错位,当为刻工摹勒镌刻时疏忽所致的结论。而对于这一舛误,宋代以来的名家如米芾、董其昌,今天的学者如中田勇次郎,均未察知。

    除了尺牍本身的读解之外,借助各种旁参资料进行比较研究,也不可或缺。祁小春在研究王羲之尺牍时有两个参照系:《真诰》卷十七与卷十八《握真辅》所收晋代道士杨羲与许谧、许翙的书简;敦煌石室所出唐人写本书仪。这两个参照系在他的比较分析中起到重要作用。当然在进行比较研究之前,祁小春首先对二者的可比性作了说明。以唐人书仪为例,他仔细论证了东晋尺牍与它的渊源关系,譬如杜氏《新镜》记吊丧书用“白藤纸”、“楷书”,这一规矩在王羲之法帖中皆有所反映。正因为如此,二者在时代上虽相去颇远,但从理论上说比较研究是可行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祁小春着手从《真诰》与唐人书仪中总结出尺牍的一般特征规律,因为它们同样适用于王羲之尺牍。比如,在讨论有关单复书问题时,他先从这两个旁参资料中抽绎出一般规律,然后在王羲之尺牍中寻找相吻合的例证,指出《右军书记》177帖、78帖二帖所述均为祥除事,写信时间均在再周忌日之后,收信人都是兄子穆松,与旁参资料所显示的规律合辙,因而推测它很可能是一件复书。

    祁小春还通过唐人书仪与王羲之尺牍的比较,指出中田、上田、启功、吴丽娱等相关研究者的若干错误。如上田认为具礼“顿首”型尺牍后的具礼项必须姓、名并署,并怀疑不符合这一规则的《丧乱帖》为仿帖、伪帖。但祁小春发现杜氏书仪中一则与卑者书范文的后具礼署名为“姓名报”,说明著姓与否其实与礼之轻重程度并无关联。同样,使用“顿首”虽在礼节上显得郑重,但与文末是否著姓同样无关。又如启功释《快雪时晴帖》中“力”为“送信人”,“不次”为“不能停留”意。但在唐人仪范文中,“力”都是竭力、尽力之意,而“不次”作为一般尺牍文之谦辞,与“不一一”、“不具”、“不宣”、“不备”意同,只是在使用上有礼节尊卑上的差异。唐人书仪中保存着晋人尺牍遗绪,可证启功的解释不确。再如,吴丽娱将王羲之吊嫂亡、哀孙女夭亡诸帖视为复书。祁小春注意到吴氏所举二帖第一纸已书“报”、二第二纸又书“顿首”,按唐人书仪,正犯了“头轻尾重”之忌。所以这二帖不可能是复书的上纸与下纸。

   本书第五个特点是对种种研究角度的提示。祁小春的很多研究其实并未得出结论,或结论有一定的推测成分。既然如此,祁小春为什么还要做?还要写?他自己的回答是:“至于书中涉及到的一些尚有争议的问题,笔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也尽己所知介绍了学术界有关研究进展,尚待研究解决具体问题与课题,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等等,以利于斯学今后之研究。”这番夫子自道体现出他重视学术积累的精神,实质乃是学术规范的一种体现。

    祁小春研究《兰亭序》文本真伪时,将王羲之《兰亭序》词句与王羲之的其他诗、文词句进行比较,与同时代或前时代人的文章词句进行比较(如刘琨《答卢谌书》、石崇《金谷诗序》、葛洪《抱朴子》等),发现其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他认为不能排除《兰亭序》后半段出于后人拼凑伪造,另一方面又表示这一比较并不暗示必有人伪造。显然,祁小春并未得出实质性的结论,他所展现的乃是研究某一问题的复杂性。意义在于,后来者或可借助新材料循此继续进行研究,或可发现已经此路不通,不必再于此处下力。

    在讨论王羲之与道教关系时,祁小春表示,由于文献及相关资料的匮乏,他只是将自己察觉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以推测的形式提出来,供其他学者参考。如他在研究书论中“自然”观念与道教关系时,首先介绍了日本学者谷口铁雄的观点:降神仪式中的书写状态可能与书法艺术中的“自然”概念的诞生有关。因为书写者处于无意识的精神状态下接受灵诰、超越“人功”而自发地书写,所以这种书写才是“天然(自然)”的。祁小春虽未完全同意谷口氏的观点,但也认为“天然(自然)”既然被羊欣、《真诰》等道教中人以及道书作为一种书法的概念提出并且重视起来,说明其中确实有道教因素存在。然而笔者以为,无论是羊欣还是陶弘景,都不曾对杨羲降灵受诰中的书写表现出什么好感,陶弘景只不过对杨羲怱遽潦草的书写情境作了番解释。他似乎更赞赏杨羲的誊写稿,称那是“谨正好书”。祁氏引为证据的“非智艺所及”,实乃指鉴定活动中“天假此监,令有以显悟”,所以能对三君手迹“一字一画,望影悬了”。将之解释为人功所不及的、源自“天假”的自然书法,或可商榷。在讨论道教画符、写经与书法时,祁小春对于《真诰》中的一段话读解亦有可商量之处。这段话见卷二十《翼真检二》:“……时人今知模二王法书,而永不悟模真经,经正起隐居手尔。亦不必皆须郭填,但一笔就画,势力殆不异真。至于符无大小,故宜皆应郭填也。”祁小春援引“但一笔就画,势力殆不异真”为据,认为道教之符一般多为草体一笔书。然根据上引文义,“但一笔就画,势力殆不异真”指的乃是抄经,而非画符。恰恰相反,画符无论大小都必须“郭(廓)填”,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双钩填墨。事实上,六朝道教符箓基本接近于篆隶书的体式,而非草书。祁小春由此还进一步阐述书法中的“一笔书”(他举王献之为例)与道教画符之间的关系。然一笔书非起于小王,东汉末年张芝已经擅长,为庾元威、张怀瓘所称道,小王不过祖述而已,而张芝与道教并无关系。

    笔者以为,祁小春的王羲之研究对于读者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严密的甄别筛选,明确了一部分确凿可信的王羲之的资料,并藉此勾画出一个接近真实的王羲之形象。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祁小春的研究态度与研究视角为当下的书法史研究做出了良好示范。在比较成熟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诗文集笺注、作家年谱、作家交游考证、作家资料汇集、著作研究资料汇集等工作已做得比较完善,而书法史研究却存在大量的空白点、大量的似是而非、大量的谬误。祁小春的王羲之研究并未将对象作为杰出的书法家来对待,而是将他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置于中国文化史中加以考察。从总体上说,这部著作属于历史文献研究,而不是书法史研究。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要的艺术家、重要的作品,我们都能像祁小春这样,进行细致的文献学考察,若干年之后,书法史研究或能具备较为坚实的基础,我们的理论关怀才能落到实处,我们也才有资格让其他领域的学者将书法作为一门学科来对待。



(祁小春,《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的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台北石头出版社,2007)




还原一个真实的王羲之——读祁小春新著《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

                                                                 □ 陈志平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书家的地位和影响能够与王羲之相提并论。他不但是人们永远的崇拜对象,更是历代书家的永恒的重要话题。然而与王羲之伟大的身份极不相称的是,对他的研究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和深度。这决定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主观上,中国古代的“造圣”传统在有意无意之间模糊了王羲之的本来面目;客观上,因为文献的不足和甄别的困难让普通的王羲之研究者望而却步。最近,台湾石头出版社出版了祁小春的新著《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该书是祁小春在博士论文《王羲之论考》(日本:东方出版,2001年)基础上的增补之作,代表了王羲之研究领域的最新成就。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王羲之,而且还可以透过祁小春先生扎实的文献功底和独特的研究视角而充分享受到阅读的乐趣。著名的王羲之研究专家王玉池先生说:“在我知道的研究王羲之的专家当中,祁小春先生是最认真、最专注、工作也最细致和深入、也是成绩最好的一个。”而日本著名书法研究的学者杉村邦彦先生称赞祁小春有关王羲之的研究 “将王羲之研究向前推进了二、三步的划时代研究之作”。

   尽管祁小春也是一位知名的书法家,但与很多书法研究者的见解不同的是,祁小春从来不把书学研究当成仅供书法家用以提高“字外工夫”的手段与工具。他认为书法研究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必须象对待其它文史领域的研究一样,遵循学术的规律与方法。祁小春没有陷入书法界一直以来流行的把王羲之局限于一个书家的怪圈,而是在广阔的范围内运用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将王羲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进行抽丝剥茧般的“还原”研究。祁小春指出:“大凡涉足于王羲之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不管论述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在引用这些资料时几乎无一例外,大家都不得不回过头来或多或少地在这些资料上下一番筛砂淘金、去伪存真的工夫,也就是说,必须做所谓的基础研究。”立足于客观的立场,祁小春把王羲之有关资料的甄别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立论的基石。这与其说是秉承了清代乾嘉以来的优良学术传统,还不如说是祁小春求学背景使然。祁小春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古籍版本专业。后留学日本多年,深受“京都学派”诸子的熏陶。祁小春将王羲之资料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同时也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有关王羲之的资料包括两部分:王羲之撰述资料和传记资料,这两部分资料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真与伪、信与疑的问题。在这些资料当中,又以王羲之传世的尺牍最具有研究价值,而且难度也最大。王羲之尺牍研究之难不仅表现在尺牍文献的复杂错乱,更在于其文辞内容所涉史事的扑朔迷离。祁小春主张将王羲之的尺牍研究作为一切考证推衍的基础,因为这些尺牍蕴涵了王羲之个人的一些极为重要的历史信息,不把这些基本的问题弄清楚,还原一个真实的王羲之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

   正如该书责任编辑洪蕊先生所概括的,祁小春对于王羲之尺牍的研究是“以帖证事,以事证帖”,这与世人盛称的陈寅恪“以诗证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一样,都是一种科学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对于王羲之尺牍有过专门研究的为数不多的专家当中,日本的上田早苗先生较早注意到将王帖与《真诰》中所收杨羲尺牍作比较,然而只是浅尝辄止,所得终归有限。祁小春的一个重要发现在于,他注意到普适性、概括性很强的书仪对于研究尺牍内在规律的重要参考价值,既而创造性地运用唐人书仪证晋人尺牍,从而发现并解决了一系列有关王羲之尺牍研究的难题。王玉池先生评价此项研究说:“小春先生在王羲之尺牍法帖研究方面,超出了一般法帖范围,他从私书家信史和文章体裁史的角度出发,对以王羲之为主的晋人尺牍名义、形式、用语等诸方面,作了全面性的探讨考察。在数据运用上,他以敦煌所出唐人书仪对晋人尺牍加以比较,作了由唐至晋的溯源性研究。其考察结果,不仅弄清楚了尺牍家书私信史的渊源关系,在王羲之的尺牍形式、用语等考察、诠释方面,也都有极大的突破,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就。就目前来看,这一尝试性探讨还是前所未有的。”祁小春对于王羲之尺牍的专门研究涉及了广泛的学科领域,如书信史、交通史、文章学、语言学、魏晋南北朝礼制等等,这些都是证帖的重要资料来源。在将王羲之尺牍的结构和用语特征弄清楚之后,祁小春又进行了以帖证帖的尝试,例如他对于《宝晋斋法帖》卷三收王羲之《二孙女不育帖》第二行与第三行错位的认定,并进而得出米芾所藏之《二孙女不育帖》必为拓本或摹本而非真迹的结论,不能不让人叹服其思维的活跃和论证的严谨。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围绕王羲之《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曾经席卷整个文史研究的领域,《兰亭序》是任何一个王羲之研究者都无法绕开的重要课题,祁小春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祁小春与所有曾经卷入兰亭论辩的学者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他对于当时论辩双方都据以立论的传记资料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文献学的清理,这无疑是一次方法论上的重要转向。祁小春经过充分的史源学论证,指出有关《兰亭》传说的一系列疑点,如认为按年龄和辈份,虞世南和传说中的辩才应是师兄弟,同师于智永,赚兰亭之举为何不见虞世南参与?却出来一个不见经传的萧翼?辩才亦不在高僧传中。故他认为萧翼、辩才都可能系小说家虚构出的人物。他甚至认为传世的《兰亭序》复制品或许就是‘唐人书法录晋人文章耳’”。祁小春夫子自道:“以上考察,虽多推测而乏确证,因而也不可能得出实质性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种考察思路也许不失其意义所在。……作为一项综合研究有很多问题也许会在不厌其烦的推测解释过程中寻找到解答的突破口也未可知。”尽管如此,这部分内容真正属于臆测的成分很少,只是因为他采取的是“破”的方法,这与所谓“疑古学派”的“大胆假设”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对《兰亭序》的专题研究中,祁小春最为天才的发现是对于《兰亭序》文中的“揽”的考察,指出“揽”字既不合乎当时的讳避习惯,也不符合历来的避讳规则,作伪者本想以此作为文章出于王羲之之手的证明材料,反倒弄巧成拙,露出了有意作伪的马脚。这项研究充分体现了祁小春与对于“京都学派”文献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系统继承。研究六朝的避讳制度,不是一件轻松的课题,这不仅要关注当时制度下避讳的常例,同时也要关注一些特例,通常采用的不完全归纳法显然不够用,这就要具有相当的文献检索能力,需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寻找当时避讳制度下的漏网之鱼,《兰亭序》中的“揽”字是否属此,正是祁小春苦心孤诣要解决的问题。也许祁小春的结论尚有待于后来者的继续证实,但是他由此对《兰亭序》真伪的质疑无疑是深刻和警醒的典范之一。

   有关王羲之的人物研究是该书下编,也是最具人文关怀和理论价值的部分。祁小春根据上编所引述的资料,结合当今学界研究成果,从王羲之的生卒年、家世家族、人物性格、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揭示了王羲之的真面目,继续为读者提供文献的大餐和学术的盛宴。与上编的研究因为资料的考辨而影响阅读的快感有所不同的是,下编对于历史人物内在本质的揭示让叙述变得相对轻松而兴味盎然。

   祁小春说:“拙著《迈世之风》约有50万字,但我认为其中真有所发明者不过二、三处而已。”这当然是祁小春的谦虚。“为学不尚空谈而贵在发明,这是清代乾嘉学派的优良传统。欲立新说不能无发明,但发明谈何容易?”这无疑是实情。但是在我看来,祁著的新发现可谓触目皆是,而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学术规范的严格遵守和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正如题目所揭示的,祁著主要是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对于资料研究,清代以来的乾嘉学者早已积累了比较成熟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凡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为不德;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之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嘲笑者,认为不德;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在祁著中均有鲜明的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祁著有一些独到之处,比如“互见法”的运用,所谓“互见法”,即对于同一个问题的探讨,因研究角度不同而需要在文中的不同章节出现,以求得对这一问题全面而透彻的解决。例如文中有关王羲之生卒年的研究就是如此。另外,文中出现的大量图表也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在文献考证方面,祁著十分注重考察文献最早出现的时间,如检证有关《兰亭》的盛唐传说、《兰亭序》下落问题、王献之“官奴说”等等,这体现了良好的史源学的素养。祁小春是一个资料狂,他的著作中特别是注释部分保留了大量的学术信息,他竭泽而渔式的资料收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祁著非常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每立一论,必反复检核前人论述,不厌其烦地引述、比勘、辩难,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并解决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细节问题。如在论述六朝避讳制度时指出“古人有时讳名不讳字的习惯”,从而补正了陈垣先生的疏忽,这种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的做法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王羲之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有着迈世之风并能够激发无数人研究和阅读兴趣的伟大人物,对于王羲之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中国书法的整体性关注,也是对魏晋时期这个大师辈出的辉煌时代的特别关注。祁著的意义决不止于书法领域,他所进行的探讨和所得出的结论将成为“王学”研究在过去二千多年中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从而无可置疑地成为“王学”研究的新起点。

载《艺术史研究》



















當代書法史學史上的“王羲之”——評祁小春《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


祝帅

日前,著名書法史學者祁小春博士的代表作《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以下略稱《邁世》)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這是一件書法史論界同仁期待已久的盛事。這是因爲與中文世界讀者見面的《邁世》一書,首先是2007年由台北石頭出版社推出的中文繁體字版,2010年再版,但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很多大陸地區的研究者並沒有機會接觸到這本書的原著。盡管通過作者的其他專著和學術研討會等場合了解到本書的基本內容,但不能直接閱讀一手資料對于研究者來說總是一件遺憾的事情。此次文物出版社推出的新版是這本重要著作首次與大陸地區的讀者見面。筆者認爲,這是中文世界中在21世紀最初的十年間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王羲之專題研究的著作,也是對最近三十年來中外學者關于王羲之研究進行總結創新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它代表了中國書法史研究在21世紀所達到的新的高度,更預示了書法研究與整個人文學科對話的一種可能性。


一、研究視角:從書法本體到人文考察
當今書法理論研究肩負著兩方面的使命,一方面當然是與書法創作本身的互動;另一方面,書法理論研究的高度,決定了書法作爲一門學科在當代學術中的位置,及其與其它人文學科相對話時的姿態。因此,無論是書法理論與書法創作實踐的互動,還是書法理論與其它人文學科的互動,都應該看作當代書法生態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以往相當長的一個歴史時期內,書法研究者似乎只注意到了書法理論研究在參與實踐、解釋現象等方面的作用,而沒有意識到書法研究作爲一種人文研究的價值和可能性。
事實上,人們並非沒有認識到書法研究是全面解讀人文經典,建構人文視野的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歴史資源;但書法自身的專業性又成爲很多很多人文學者進入這一領域的技術障礙。以西方漢學研究爲例,關于中國古代的美術史、繪畫史研究已經蔚然成風,甚至已經逐漸形成一些學派,但西方漢學家對于書法研究卻始終不得要旨。當然也正因此,才爲那些既熟悉當今國際學術界學術動態和理論前沿,又對書法本體乃至書法實踐並不陌生的研究者留下了許多的空間。祁小春博士的巨著《邁世》正是在這種背景中誕生的。
2009年在杭州舉行的“沙孟海論壇暨中國書法史國際研討會”上,學術主持邱振中先生曾經把當今的中國書法史研究概括成三種主要的面向。筆者憑記憶總其大意,大抵是以七卷本《中國書法史》作者群爲代表的基于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通史研究,以白謙慎先生等爲代表的基于外部材料進行的書法社會史研究,以及以祁小春人等爲代表的基于專題、個案的微觀研究。應該看到,這裏除了具有社會科學學術背景的白謙慎先生的研究思路受到西方(確切地說是北美學術界)的社會史、社會批評理論思路的影響,在中國學者看來其方法有些獨特的話,其余的兩種進路所采納的主要還是歴史實證的研究範式。無論如何,這種學術風氣養成了書法史學者關注小問題、注重基礎學術訓練的習慣,對于防範一種書法史研究中的空疏學風是有積極意義的。
2011年來,關于王羲之和二王研究的熱潮達到一個新的高潮。以至于如果要概括2011年書法理論研究的關鍵詞,可以說“二王”首當其沖。2011年9月,北京故宮博物院在午門展廳推出年度大展——“蘭亭特展”和“蘭亭珍拓展”,並舉辦了邀請包括日本、台灣省諸多學者參與的“2011年蘭亭國際學術研討會”;無獨有偶,2011年10月,“蘭亭”所在地——浙江紹興聲勢浩大的第27屆蘭亭書法節上,以“二王流派與當代書法史序列”爲題的浙江省書法家協會第二屆“蘭亭論壇”尤其引人矚目。除了兩次學術研討會,2011年4月,上海博物館主辦的“東方講壇”,邀請六位專家學者開講《蘭亭序》,年底又與北京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蘭亭》一書,收入根據錄音整理的演講文本,並配發其他專家的部分最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二王”已不僅僅是當代的主流書風,更是當代書法研究中當之無愧的“顯學”。
應該說,經過了“蘭亭論辯”結束後近半個世界以來的學術積累,有關二王的學術研究,已經逐漸從“蘭亭真僞”這一糾纏不休的問題的定論情結中走出,進入到“細節研究”的新階段。2011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祁小春先生《王羲之十七帖彙考》一書是相關領域最新成果的代表。但應該說,目前的二王研究還仍然有許多有待開辟的學術空間。以故宮舉辦的“2011年蘭亭國際學術研討會”爲例,盡管有榮新江教授等學者提供了高水平的論文,並特邀到傅申教授等美術史界主流學者參與其中,但或許由于沒有經過公開征稿和專家評選的過程,只是在有限的範圍內定向約稿,因此存在論文質量良秀不齊的情況,部分論文甚至存在“臆斷”、“猜謎”的傾向,在學術方法上缺乏推進和更新,也難以提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相反,許多前沿的學術成果沒有被納入其中,這與人們對一次國際級學術研討會的期待還相差甚遠。
在筆者看來,對于“二王”研究這樣的熱點和難點並存的領域而言,研究者既需要研究者對于書法史料的長期浸淫與實踐,同時又需要熟悉當代歴史學在魏晉斷代史、敦煌學、文獻學等領域的最新進展。因此,這就要求研究者具備更加系統和嚴格的歴史學訓練,從而使書法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跻身當代歴史學(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前沿領域,並與當代學術的最新成果展開平等對話,而不僅僅是像美術史等學科那樣強調自身學術訓練的“純粹性”和“獨立性”,到頭來無非還是史學研究的一個下級學科和分支門類,成爲一般人文社會科學的附庸。
書法研究之所以常常被視爲文史研究的附庸,主要原因在于書法研究常常是借用文史研究的一般方法論,比如所謂圖像學、“二重證據法”等等,或是簡單借用人文研究領域的問題意識和前沿領域和書法發生簡單的交叉,而沒有對文史研究作出獨特的貢獻。畢竟,美術史的圖式理論研究在整個書法史研究領域中並非主流,因而也很難引起一般文史學者的充分關注。但是《邁世》中,卻時時體現出作者不甘心寫一部囿于書法界內部的專著的決心。並且,作者所展現的研究方法和視角並不是對于書法史研究的上級學科美術史研究方法論的照搬與模仿,而是努力突出一位書法或中國文化史研究者對于整個當代學術的抱負與貢獻。
例如,書中所首倡的王羲之尺牍研究(資料研究篇)、王羲之與道教的關系(人物研究篇)等等論題就體現了這種源于書法而不囿于書法的傾向,這些研究論題不僅發書法研究界之所未見,也堪稱是文字學、歴史學、宗教學等領域研究的前沿,充分體現了書法研究的可能性。如陳志平教授所看到的:“對于王羲之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于中國書法的整體性關注,也是對魏晉時期這個大師輩出的輝煌時代的特別關注。祁著的意義決不止于書法領域,他所進行的探討和所得出的結論將成爲“王學”研究在過去二千多年中最爲重要的成果之一,從而無可置疑地成爲‘王學’研究的新起點。”薛龍春教授也看到:“祁小春的王羲之研究並未將對象作爲傑出的書法家來對待,而是將他作爲一位歴史人物,置于中國文化史中加以考察。從總體上說,這部著作屬于歴史文獻研究,而不是書法史研究。”可以說,在書法領域中出現這樣一部著作是令人興奮的。



二、研究方法:從“大膽假設”到“小心求證”
在浩浩蕩蕩的中國學術史潮流之中,一種所謂的純理論、思辯式的研究與一種所謂微觀、實證式的研究,始終是處于一種此起彼伏的消長之態。如同西方的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經驗研究與思辯研究之爭,其實在中國學術史上頗多類似的爭論。從早期的“今文古文之爭”到後來的“漢學宋學之爭”,便一再挑起“名物訓估”與“微言大義”的二元對立;從宋明理學到清代的樸學,又有所謂“小學”對于“空疏學風”的不滿和反動。以至于今天我們完全可以沿著這樣一條“虛學”與“實學”的消長互動出發,找到一條解析整部學術史的內在脈絡。
盡管往往所謂的“實學”更能引發人們的理解之同情,以至于在歴朝歴代的學術爭辯中更容易博得人心而占據上風,但有些詭異的是,很多津津樂道于考據、實證等等“實學”研究方法的呼籲和倡導者們,往往自己恰恰沒有做過相關的研究;而那些真正投身于“實學”並撰寫出研究著作的學者則似乎並不願意去介入這種形而上的論證。本書作者正是這樣一位學者。
祁小春先生早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並留校工作于古籍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的歴史研究,是其研究力量最強的人文學科領域之一,其清史專業更是本學科翹楚。祁先生在這裏耳儒目染,打下了歴史研究的史料與文獻學基礎。此後祁先生東渡扶桑,在立命館大學先後獲得文化史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學位,日本學者所獨有的處理史料問題抽絲剝繭式的細致與嚴謹的姿態,塑造並成熟了祁先生書法史研究的治學風格與方法。這並不僅僅是指作者在日本的研究條件使得他得以目鑒許多收藏在日本的王羲之傳本書迹、西域文書等實物,也不僅僅是指作者對于日本書法學術研究的歴程,特別是在王羲之研究領域中的進展熟稔于心——這些當然是其他中國研究者所不具備的條件,但在筆者看來更重要的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書法界在譯介日本書法學者的著述方面並不可謂落後,早在1985年,陳振濂就翻譯了榊莫山著《日本書法史》(上海書畫出版社),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盧永璘更是翻譯出版了中田勇次郎的重要學術著作《中國書法理論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然而在中國真正傳承日本學者衣缽,體味其治學方法之精華並且孜孜于研究實踐者,祁小春先生可謂當今之一人。
在當代史學所講求的“小心求證”這一科學姿態方面,《邁世》在文獻學和考據學學科交融方面也爲書法研究者做出了一種表率。可以說,作者對文獻下了大量的功夫,同時在考據方面也積累了大量的工作和心得。在文獻方面,正史中的史料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參照,作者對此也進行了詳盡的梳理,並且他所關注的並不僅僅是正史中作爲書法家的王右軍,而且還包括溫韬、鄭玄素這樣與王羲之作品的傳播方面關系密切的歴史人物。除此之外,作者又對隋唐以降大量書畫論、筆記、劄記乃至詩文中的資料盡行鈎稽,可以想見作者在海外寫作搜集史料時所付出的大量精力。這在某種程度上不但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論據和結論的說服力,也爲後來的研究者進行了必要的准備,成爲學術史上“繞不過去”的一個階段性的路標。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于傳本王羲之尺牍的考辯和整理。這方面的研究缺乏前車之鑒,作者考辨的難度是顯而易見的,但尺牍以往在學界僅僅被當作書法和一種形制來觀照,而作爲一種史料的尺牍所提供的信息卻是當代學者的新發現。在這方面,作者所進行的研究和積累不僅僅體現在書中《王羲之尺牍研究》上下兩章中形成規模的研究成果之中,還體現在彙編于《山陰道上》一書中作者大量的研究叢劄裏面。這種進入研究之前的基礎工作的細致和徹底,保證了作者在王羲之研究領域中成爲專家的技術條件。
在考據方面,作者承續清代乾嘉樸學考據風氣之正脈,而又結合當代成果有所推進。作者在充分參考陳垣、胡適、陳寅恪、錢鍾書等前輩學者史學成果以及杉村邦彥、中田勇次郎等書法界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以新的視角提出了“尋求理解而非定論”的學術主張。可以想見,在目前傳世文獻和出土史料所提供的研究條件極其有限的情況下,作者的這一主張很有可能成爲未來相當長一段歴史時期內王羲之乃至整個中國中古時期書法史研究的一道“不二法門”。
然而,其實所謂“虛學”與“實學”的區分,本身只是研究理路與學術品性的不同,本身並無高下軒轾之分。正如中國畫布白中的“虛”與“實”,各自有各自的用武之地,不可互相偏廢。並且,不去挑起學術史上的“漢宋之爭”,不去在理論層面上糾纏方法論的問題,並不意味著作者不重視研究方法本身。事實恰恰相反,關于研究方法的討論幾乎是本書每一章的重要環節。這是因爲,如果研究方法論的範式層面得不到實質的更新,則對王羲之書迹真僞、信疑一類問題的實質推進工作仍然很難獲得進展。但問題在于,學術創新的標志,並不見得就是就這些人雲亦雲的老問題提出什麽聳人聽聞的“新”結論,而很可能恰恰體現在看作者是否在研究方法論、觀照視角以及問題意識等方面給學術界提供了一些新的啓示,並據此進行操作撰寫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祁小春先生正是不斷在提煉和總結研究方法的同時,還樂意于將此種研究方法放在研究實踐中加以檢驗。本書中的幾個研究所使用的很多研究方法,正是其在實踐之後所得出的經驗之談。並且更加爲人所稱道的是,在這個善于談論方法和方法論的當下美術史和書法史研究領域中,這樣的著作顯然要比純粹的呼籲更加令人信服。由此觀之,《邁世》一書就與白謙慎《傅山的世界》一書有著類似的學術史意義了。只不過對于本書作者來說,由于年代久遠,研究者衆,他所面對的研究對象要遠比明清之際的傅山複雜得多。
盡管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中祁小春先生個人探索所達到的深度和視野的廣度已經遠遠超過六十年代的“蘭亭論辨”甚至是八十年代以來的幾次王羲之研究的高峰,但他仍然在下結論方面保持了一種審慎的態度。他常常根據現象謹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全面綜述和評價諸家觀點的基礎上,以全文注釋與正文文字相仿佛的篇幅進行分析,但也仍然只是謹慎地表明本文寫作目的在于“提出疑問”,以待來哲。某種程度上,這種基于法理學“疑罪從無”的論調以及“不求定論”的審慎態度,也成爲新一代研究者在既有材料不足以支持定論的前提下,面對“蘭亭論辨”遺留問題時的普遍姿態。對于已經與人類智慧激宕、博弈太久了的“二王”研究而言,任何一點點新的證據的積累都是令人興奮的,而事實上,當事實的積累使得人們的認識更加向真理靠近的這個過程,也許遠遠比一個簡單的結論更加耐人尋味。



三、著述體例:從通史寫作到專題研究
王羲之研究既是中國書法史研究領域中的熱點與重點,同時也是難點所在。年代的久遠、史料的阙如、傳世墨迹之有待甄別、傳說之不可靠等等諸多問題,限制了在相關學術領域內的研究進展。然而在另一方面,研究條件的制約客觀上也使得王羲之研究從二十世紀下半葉“蘭亭論辨”時期的“顯學”,逐漸蛻變爲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專家之學”。也就是說,無論是從新時期書法研究陣營中所分化出來的“書法理論”或曰“書法學”/“書法史”,還是在書法史研究陣營內部中的“史觀派”/“史料派”兩種研究範式中間,《邁世》一書所依托的研究框架顯然更傾向于後者。爲此,對于著述體例的甄選確定便成爲一項重要的工作。
從學術史上總結,這部著作也可以概括爲從“通史研究”向“專題研究”的書法史研究體例的範式轉型。概括近三十五年來的書法史研究的關鍵詞,與其說是“通史的建構”,不如說是“問題的發現”。專題研究的興起帶動了20世紀最後二十年和新世紀最初十年來書法史研究的範式轉型。很多細致入微的“小問題”被“大做文章”,以至于呈現出一種“從本體到外圍”的趨向:爲了開辟細節研究中的“新問題”,人們關注的書家,逐漸從“二王”這樣的“書聖”、主流,過渡到明清的二三流書家甚至“非書家”(如學者、帝王、文人)書法;所研究的議題,也從筆法、章法等“內部”問題,轉向書家交遊、應酬等社會史的“外部”議題。同時,新出土材料與書迹的應用,也在極大程度上改寫著“書法史”的序列本身,甚至成爲一個可比“西學傳入”之于書法史寫作的意義的重要事件,考古學、文物學、文獻學等交叉學科的方法和綜合視角也隨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實踐。了解這一點,首先有必要回溯一下近年來“王學”研究的學術歴程。
1999年,“《蘭亭序》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蘇州召開,會後編輯的論文集《蘭亭論集》,除了收錄《蘭亭論辨》一書所未收的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成果而外,也收錄了80—90年代內地、香港、台灣和日本學者關于《蘭亭序》專題研究的一批有代表性的最新成果。但整體來看,80—90年代的“二王”研究,卻並非是以《蘭亭序》研究,特別是《蘭亭序》真僞問題爲中心展開的。因此,盡管這次會議集中了60年代“蘭亭論辨”以來《蘭亭序》研究的最新成果,但應該看到此時期人們已在《蘭亭序》研究特別是“蘭亭真僞”問題的糾纏之外,開啓了更爲廣泛的“二王”研究視野,並在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推進。相對而言,關于《蘭亭序》真僞問題本身研究的現狀,與關于“二王”其他傳世書迹及生平交遊方面所獲得的系統進展,特別是祁小春、劉濤、叢文俊、邱振中諸先生等關于書法史研究的相關成果形成鮮明的對照。
應該說,從60年代的“蘭亭論辨”轉向80—90年代的“二王”研究,經過了新時期更爲有素的學術訓練和前一段時期學術積累的新一代研究者都在下結論方面顯得更加慎重,在認真的書法史學者中間,在考古材料難以有所新發現、難以將討論推進之時不貿然觸碰“蘭亭真僞”問題的想法和做法十分普遍。這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整個80年代以來書法史研究“學風轉換”的整體進展和學術思路,即一方面是在方法上盡可能全面、准確掌握材料——包括文獻材料、出土材料,以及此前相關問題和以有研究成果的學術研究材料;另一方面,則是從“得出定論”、“取得共識”的60年代學術風氣,轉向一個個具體問題的深入闡述,而不是急于“蓋棺論定”。
21世紀以來,一些高水平的專業研究論文,取代了通史意義上的“書法史”;“論文集”和各種書法史專題研討會,成爲書法史研究領域許多一線學者主要的學術平台。研究專著與通史的不同之處在于,研究專著多爲作者原創性的研究成果和新見,而通史則一般爲學界常識的彙編;研究專著往往是細小的局部觀察;而通史則常常是訴諸于體系和整體性的宏大敘事;研究專著的結果往往是提交給學術界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檢驗的階段性成果,而通史往往是定論。正因此,在讀者對象的選擇上,研究專著所訴求的理想讀者,往往是本領域的專業讀者或者學術界的同行專家,而不是入門的讀者或學生。以至于有研究者論斷,只有教科書三級以下的標題才能寫成一部專著。具體到本書,作者在行文上的一些特色,又使得枯燥的研究過程本身成爲一種抽絲剝繭式的娓娓道來,讀之不禁引人入勝。這樣就保證了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能夠從中各取所需,而不僅僅是“專家之學”。
與此同時,作者鮮明的學術主張、嚴謹的學術訓練通過這種體例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這種善于從不經意處“發現問題”的提問方式,恰恰是作者引人入勝的學術特點。例如作者對于《蘭亭序》中以“攬”代“覽”字之不合理處的質疑。他在全面綜述和評價了郭沫若、周傳儒、周紹良諸家觀點的基礎上,以注釋與正文文字相仿佛的篇幅進行分析,但也仍然只是謹慎地表明本文寫作目的在于“提出疑問”,以待來哲。某種程度上,這種論調與“不求定論”的審慎態度,也成爲新一代研究者在既有材料不足以支持定論的前提下,面對“蘭亭論辨”遺留問題時的普遍姿態。
也許對于今天的研究者來說,不必再像王瑤、林庚等前輩學者那樣,窮其畢生的研究功力,最終的目的只是爲撰寫出一部“中國文學(書法)史”。與之相反,以“清儒家法”來回應當代學術史上的“漢宋之爭”並爲樸學式的前者賦予更大的合法性,以實證的方法關注小問題,似乎已經成爲以祁小春先生爲代表的一批國內一流書法史研究者的共識。換言之,從目前的研究取向來看,我國書法史研究領域八十年代以來一直處在論戰中的兩大陣營——“史料”派和“史觀”派中,前者無疑已經獲得了更多的認同與追摹,而《邁世》可以說正是這一陣營中建立某種學術範式的代表之作。



結語
事實上,任何研究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研究者長期的沈潛,既要有“坐冷板凳”的決心與毅力,又要求“十年磨一劍”的積累與成效。尤其是對于書法研究領域而言,經歴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以“面”爲主的“書法學學科建設”這一必要的基礎性理論建設階段之後,現階段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領域細分的“專業化”方向行進。以書法史爲例,在斷代史、書家個案研究、出土書迹研究、史料學、學術史等各個門類上,都需要展開實質性的後續研究,才能不斷充實和豐滿“書法學”這門學科的內容。但筆者相信,祁先生的代表作《邁世》作爲當代書法史研究領域的一部重要著作,讓書法史研究在整個人文學科領域中贏得了尊重。基于此,筆者樂意向國內廣大書法研究的專業讀者和書法及文史愛好者推薦這部作者的集大成之作,也堅信它必將在日後撰寫的書法史學史上成爲一個新的路標。































知人論世 學造精微——讀祁小春博士新著《王羲之〈十七帖〉匯考》

祝 帥

日前,中國書協學術委員、廣州美院教授祁小春博士以其新著《王羲之〈十七帖〉匯考》(以下簡稱“《匯考》”,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見贈,儘管筆者此前已經通過作者主編、湖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歷代名家法帖萃編》中的《王羲之(一)•楷書》、《王羲之(二)•行書》尤其是《王羲之•十七帖》諸分冊中,便已經比較全面地接觸到作者近期在王羲之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特別是《王羲之•十七帖》一冊已經把《匯考》一書的雛形展現了出來,但該書資料的豐富性和研究的系統性,以及其中所體現出作者處理各種史料的能力及其縝密的邏輯思維仍然讓筆者歎為觀止。初讀之後,筆者對《匯考》一書的判斷是:這部著作不僅代表了中日書法史研究領域目前在王羲之《十七帖》乃至整個魏晉書法史研究領域的最新成就,並且是近年來一部足以與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進行對話的書法史研究領域的代表性成果。



一 關於作者:從“通人”到“專家”

儘管早在梁少膺編譯的《當代日本書論選譯》(收錄於黃君主編《中國當代書法理論家著作叢書》,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所收錄的《〈蘭亭序〉攬字考》一文中就讓筆者熟悉了王羲之研究專家、立命館大學祁小春博士的名字,並且作者此後還曾在臺北出版了《邁世之風——有關王羲之資料與人物的綜合研究》(石頭出版社,2007)這部巨著,但對於筆者來說,真正全面接觸祁博士的研究成果並熟悉其研究方法,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書店邂逅《山陰道上——王羲之研究叢劄》(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9)之後的事情。那是一本幾乎任何一個論題都足以引人入勝,並且讓筆者愛不釋手的著作。幸運的是,購買這本著作之後不久便有幸結識彼時已學成歸國、任教於廣州美術學院的祁博士,此後在各種學術研討會上又有多次深入的交流,由此,其文、其人都引發了筆者進一步的興趣與追蹤。

祁小春博士早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並留校工作於古籍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的歷史研究,是其研究力量最強的人文學科領域之一,其清史專業更是本學科翹楚。祁小春在這裏耳濡目染,打下了歷史研究的史料與文獻學基礎。此後祁小春東渡扶桑,在立命館大學先後獲得文化史專業的碩士和博士學位,日本學者所獨有的處理史料問題抽絲剝繭式的細緻與嚴謹的姿態,塑造並成熟了祁小春書法史研究的治學風格與方法。這並不僅僅是指作者在日本的研究條件使得他得以目鑒許多收藏在日本的王羲之傳本書跡、西域文書等實物,也不僅僅是指作者對於日本書法學術研究的歷程,特別是在王羲之研究領域中的進展熟稔於心——這些當然是其他中國研究者所不具備的條件,但在筆者看來更重要的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書法界在譯介日本書法學者的著述方面並不可謂落後,早在1985年,陳振濂就翻譯了榊莫山著《日本書法史》(上海書畫出版社),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盧永璘更是翻譯出版了中田勇次郎的重要學術著作《中國書法理論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然而在中國真正傳承日本學者衣缽,體味其治學方法之精華並且孜孜於研究實踐者,祁小春可謂當今之一人。

從本書的研究對象來看,王羲之研究既是中國書法史研究領域中的熱點與重點,同時也是難點所在。年代的久遠、史料的闕如、傳世墨蹟之有待甄別、傳說之不可靠等等諸多問題,限制了在相關學術領域內的研究進展。然而在另一方面,研究條件的制約客觀上也使得王羲之研究從二十世紀下半葉“蘭亭論辨”時期的“顯學”,逐漸蛻變為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專家之學”。也就是說,無論是從新時期書法研究陣營中所分化出來的“書法理論”或曰“書法學”/“書法史”,還是在書法史研究陣營內部中的“史觀派”/“史料派”兩種研究範式中間,王羲之研究所依託的研究框架顯然更傾向於後者,而對於研究主體的要求,也必然是熟稔本領域傳世和出土文獻、書跡實物的“專家”,而非研究領域窮盡書法學科方方面面的“通人”。

事實上,任何研究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研究者長期的沉潛,既要有“坐冷板凳”的決心與毅力,又要求“十年磨一劍”的積累與成效。尤其是對於書法研究領域而言,經歷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以“面”為主的“書法學學科建設”這一必要的基礎性理論建設階段之後,現階段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領域細分的“專業化”方向行進。以書法史為例,在斷代史、書家個案研究、出土書跡研究、史料學、學術史等各個門類上,都需要展開實質性的後續研究,才能不斷充實和豐滿“書法學”這門學科的內容。

因此,這就要求研究者具備更加系統和嚴格的歷史學訓練,從而使書法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躋身當代歷史學(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前沿領域,並與當代學術的最新成果展開平等對話,而不僅僅是像美術史等學科那樣強調自身學術訓練的“純粹性”和“獨立性”,到頭來無非還是史學研究的一個下級學科和分支門類,成為一般人文社會科學的附庸。對於“二王”研究這樣的熱點和難點並存的領域而言,研究者既需要研究者對於書法史料的長期浸淫與實踐,同時又需要熟悉當代歷史學在魏晉斷代史、敦煌學、文獻學等領域的最新進展。目前有為數不多的幾位接受過史學訓練,具備這種與史學前沿對話的學術背景與研究條件的研究者中間,祁小春博士無疑是一位理想的人選。



二 關於方法:從“思辨”到“實證”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西方現代、後現代主義史學觀念的影響,中國美術史領域中逐漸出現一種“偏離本體”的趨勢,即美術史處理和關注的對象不在是傳統的美術作品及其審美範疇本身,而是轉向對於史學史、方法論、社會史等外部問題的關注。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外學術交流的增多,這種趨勢有放大的傾向,在美術史領域中,“美術史學史”、“美術史研究方法論”等等看似歷史其實與歷史無關的哲學、文藝學命題成為“顯學”,許多熱衷於談論史學史和方法論問題的學者對於美術本身的知識卻介入甚少。以至於除了從美術考古學、書畫鑒定等交叉學科或者局部視角介入的研究之外,我們恰恰對於美術自身的歷史問題缺乏實質性的推進。

然而引起我們興趣的是,在書法史研究領域中我們所遇到的現象卻與此迥異。儘管書法目前仍然是作為藝術學提升為學科門類後“美術學”一級學科所下轄的一個子學科,但書法史研究領域在最近一二十年間在書法本體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卻絲毫不遜色於美術史研究。從整體來看,儘管並不乏有學者借鑒西方的史學史、方法論來從事書法史的週邊研究,但書法問題本身始終是近年來中國書法史研究(甚至也可以說是整個書法研究)的一個主要面向。那種在文學史、美術史研究領域中所隱含的“以理論思辨代替考據實證”的學風在書法史研究領域中始終沒有成為主流,相反在一批嚴謹的學者的推動下,書法史研究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以“二王”研究為例。整體來看,80—90年代的“二王”研究,在《蘭亭序》研究特別是“蘭亭真偽”問題的糾纏之外,開啟了更為廣泛的“二王”研究視野,並在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推進。相對而言,關於《蘭亭序》真偽問題本身研究的現狀,與關於《十七帖》等“二王”其他傳世書跡及生平交遊方面所獲得的系統進展,特別是祁小春、劉濤、叢文俊、邱振中等關於書法史研究的相關成果形成鮮明的對照。

應該說,從60年代的“蘭亭論辨”轉向80—90年代的“二王”研究,經過了新時期更為有素的學術訓練和前一段時期學術積累的新一代研究者都在下結論方面顯得更加慎重,在認真的書法史學者中間,在考古材料難以有所新發現、難以將討論推進之時不貿然觸碰“蘭亭真偽”問題的想法和做法十分普遍。

由於學術分工的繼續專門化,新一代書法史研究專家,大多是經過訓練的書法領域的專業學者。他們經歷的是“文革”結束之後,恢復高考以及研究生制度以來的新時期的系統學術訓練,因而對於“學術規範”問題,特別是60年代“蘭亭論辨”中學術失範的現象以及相關問題極其敏感。整個80年代以來書法史研究“學風轉換”的整體進展和學術思路,即一方面是在方法上盡可能全面、準確掌握材料——包括文獻材料、出土材料,以及此前相關問題和以有研究成果的學術研究材料;另一方面,則是從“得出定論”、“取得共識”的60年代學術風氣,轉向一個個具體問題的深入闡述,而不是急於“蓋棺論定”。換言之,在對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兩句話的理解和接受中,人們顯然賦予了後半句以更多的合法性。因此,無論是他們的散篇研究論文,還是通史研究這樣厚重的專著,都是這樣在實踐著一種“小心求證”而不是“大膽假設”的研究方法。

儘管胡適當年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兩句話的時候受的是濃重的西學色彩的影響,但今天看來仍然是一種令人嚮往的治學方法。理想地看,二者的兼顧是再好不過的了,可是這看來是一個即便非常成熟的學者也難以達到的境界。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聞一多在這一點上的研究實踐是比較成功的,但無論如何,聞一多的研究更多的屬於文史研究,而不是自覺的美術學研究,他僅僅是在研究古代文獻和古典文學的過程中使用到了某些書法、美術的思維方法,帶出某些書法、美術的問題,值得為美術學者所發現,但這些實踐並沒有被大規模地應用到藝術問題更直接的研究上。他所從事的研究對於研究者自身知識結構甚至藝術天分的要求太高了。無論如何,從學術意義上強調“小心求證”,也是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二者不能兼得之後的最佳選擇。

這在本書中體現得尤其明顯。對於作者來說,儘管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中他個人探索所達到的深度和視野的廣度已經遠遠超過六十年代的“蘭亭論辨”甚至是八十年代以來的幾次王羲之研究的高峰,但他仍然在下結論方面保持了一種審慎的態度。例如在《十七帖》部分帖目收信人、《十七帖》為何不同於其他晉人尺牘“月日名白”的格式等一些經典難題的考證方面,他常常根據現象謹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全面綜述和評價諸家觀點的基礎上,以全文注釋與正文文字相仿佛的篇幅進行分析,但也仍然只是謹慎地表明本文寫作目的在於“提出疑問”,以待來哲。某種程度上,這種基於法理學“疑罪從無”的論調以及“不求定論”的審慎態度,也成為新一代研究者在既有材料不足以支持定論的前提下,面對“蘭亭論辨”遺留問題時的普遍姿態。對於已經與人類智慧激宕、博弈太久了的“二王”研究而言,任何一點點新的證據的積累都是令人興奮的,而事實上,當事實的積累使得人們的認識更加向真理靠近的這個過程,也許遠遠比一個簡單的結論更加耐人尋味。

2009年在杭州舉行的“沙孟海論壇暨中國書法史國際研討會”上,學術主持邱振中先生曾經把當今的中國書法史研究概括成三種主要的面向。筆者憑記憶總其大意,大抵是以七卷本《中國書法史》作者群為代表的基於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史料研究,以白謙慎等人為代表的基於外部材料進行的書法社會史研究,以及以祁小春等人為代表的基於專題、個案的微觀研究。應該看到,這裏除了具有社會科學學術背景的白謙慎先生的研究思路受到西方(確切地說是北美學術界)的社會史、社會批評理論思路的影響,在中國學者看來其方法有些獨特的話,其餘的兩種進路所採納的主要還是歷史實證的研究範式。無論如何,這種學術風氣養成了書法史學者關注小問題、注重基礎學術訓練的習慣,對於防範一種書法史研究中的空疏學風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 關於體例:從“通史”到“問題”

此外還應該提到的是本書的體例。本書大體上以“資料”和“研究”區分為兩個組成部分。其中“資料”部分包括兩類內容:《十七帖》自身及歷代研究的史料以及作者本人的按語;而“研究”部分,則主要是彙集了當代日本、中國學者《十七帖》研究歷程中有代表性的學術文獻,以及作者本人對於《十七帖》的研究心得,並附大量的圖、表資料以及《十七帖》研究文獻目錄,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資料與便利。

以“研究”部分為例,作者鮮明的學術主張、嚴謹的學術訓練通過這種體例表現得淋漓盡致,所收錄的《〈十七帖〉為何闕月日名白》一文即是這樣一篇力作。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綜合各種傳世文獻材料與王羲之的文本進行對照,對《十七帖》不同於其他傳世或敦煌、樓蘭等地20世紀以來出土的晉人尺牘中“╳月╳日╳╳白……╳╳頓首”這樣的現象發難。經過傳世文本(文獻)與圖像文本(書跡)的“二重證據”,作者提出了現存《館本十七帖》等刻本的母本很可能並不是王羲之書信的原跡,而已經是一個經過編輯和改造的傳世系統這一樸素但卻令人信服的見解。而這種善於從不經意處“發現問題”的提問方式,恰恰是作者引人入勝的學術特點。

從學術史上總結,這部著作也可以概括為從“通史研究”向“專題研究”的書法史研究體例的範式轉型。概括近三十五年來的書法史研究的關鍵字,與其說是“通史的建構”,不如說是“問題的發現”。在幾位起到領軍作用的學者身體力行的宣導和帶頭之下,近三十年來書法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個特點,就是專題研究的興起——很多細緻入微的“小問題”被“大做文章”,而人們對於通史性質的“書法史”的寫作則遠遠沒有其他人文研究領域的學者那樣熱衷。

比起文學史、美術史領域的“低水準重複建設”,眼下“中國書法史”著作的數量其實還並不為多。一些高水準的專業研究論文,取代了通史意義上的“書法史”;“論文集”和各種書法史專題研討會,成為書法史研究領域許多一線學者主要的學術平臺。反觀近年來出版有限的幾部題為“中國書法史”、“中國書法簡史”的著作,仍然沒有突破王岑伯、祝嘉時代的結構和體例方式,很多著作人云亦云、抄襲拼湊,而部分撰寫書法通史的作者甚至從未有過專題研究的經歷。 可以說,《匯考》一書已經在專題史研究領域為書法史與歷史學的對話做出了重要的準備,但在書法通史領域,自從七卷本《中國書法史》出版之後似乎還並沒有實質性的推進。

也許對於今天的研究者來說,不必再像王瑤、林庚等前輩學者那樣,窮其畢生的研究功力,最終的目的只是為撰寫出一部“中國文學(書法)史”。與之相反,以“清儒家法”來回應當代學術史上的“漢宋之爭”並為樸學式的前者賦予更大的合法性,以實證的方法關注小問題,似乎已經成為以祁小春為代表的一批國內一流書法史研究者的共識。換言之,從目前的研究取向來看,我國書法史研究領域八十年代以來一直處在論戰中的兩大陣營——“史料”派和“史觀”派中,前者無疑已經獲得了更多的認同與追摹。

不可否認,以“專題研究”這種體例為代表、立足於截面解剖的史料研究是一種基礎性工作,但從基於現代學術體制所奠定的大學書法專業教學的角度來看,特別是在新出土材料對於“重寫書法史”提出越來越高的呼聲的同時,《匯考》等專題研究的學術成果應該儘快體現在重新撰寫(而不是低水準重複建設)的“中國書法史”之中。而所謂“史觀”,似也並不應與“史料”本身強分軒輊。這是筆者的一點私心,也是筆者對今後書法史研究的某種期待。



小 結

總之,筆者相信《匯考》一書是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書法史研究的一個里程碑,也註定是後世相關問題的研究中所繞不過去的重要成果。與此同時,我們在充分肯定《匯考》一書在書法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同時,也必須看到目前書法研究領域書法史研究“一枝獨秀”的局面依然沒有改變。因此,祁小春博士多年的學術積累及其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為我們開闢了書法史研究的新的可能性,筆者在樂意向學界同仁推薦這部集中體現本領域最新進展的學術成果的同時,也寄希望於國內在書法理論、批評、教育、管理、產業等研究領域不斷有類似的力作面世,共同推進書法研究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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