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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与考古之伯乐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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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28 06:59: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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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面前有一群马,请问,你如何发现里面有没有千里马?

    你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让它们跑呗!谁跑得又快又远,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谁就是千里马。可是,古人告诉我们,你“out”了!你不可能从中发现千里马,因为你不是伯乐。找到伯乐,比找到千里马还难。这个道理韩愈在一千多年前就讲过了。他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马说》)

    伯乐很厉害,他根本不用你挑选千里马的方法。——你那方法多笨啊,他的方法是“相”。不需要场地,不需要设备,不投入资金,不浪费时间,只需要他老人家眼睛一相就行了:这个是千里马,牵走;那个是劣马,不要。伯乐绝不会让马跑后才决定买不买,而是买回来才决定让马跑。一跑,果然是千里马。怎么样,神妙吧?

    伯乐,据说本名叫孙阳,先秦典籍多有所见,估计确有其人。关于伯乐的身世说法颇多,彼此矛盾。通常说法是,他是春秋时期齐国人,后来给秦穆公效力,因相马荐马工作做得好,为秦军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将军。

    马在古代既是生产工具,也是交通工具,还是战争中的武器。一个国家是否强大,马匹的数量质量,绝对是一个重要指标,其意义相当于现在一个国家导弹的拥有量。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君主们爱马如命,求马若渴,授予能鉴定马匹优劣的人以高官,并不令人意外。

    记载伯乐的事迹的典籍虽多,但这些典籍并不是专门的人物传记,大多没有记载伯乐是如何相马的。我们知道,先秦诸子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著作中假托古人编寓言、讲故事,蔚然成风。所以,伯乐的事迹,真伪难以考辨,而且伯乐的形象,不同的书出入很大。

    在庄子的《马蹄》中,伯乐是戕害马的自然天性的反面形象;在《吕氏春秋》中,伯乐是个因用心专一,事业取得成功的励志形象;在韩非子的《说林》中,伯乐是个心术不正的小人形象。韩非说伯乐教他不喜欢的人学相千里马,教他喜欢的人学相驽马。因为千里马稀少,很久才遇上一匹,鉴定费自然挣得少;驽马很多,天天都会有生意,鉴定费可以挣个盘满钵满。

    现在能见到的记载有伯乐相马的神奇故事的书籍有两本:一本是《战国策》,一本是《列子》。《战国策·楚策四》里说,伯乐有一次出行,恰好遇上一匹驾着盐车上太行山的马。这马后蹄伸得很直,前膝弯得很曲,尾巴夹在两股之间,气喘嘘嘘,浑身流汗,车到坡前,无论怎么用劲也不能前进一步。伯乐一看,原来这是匹老千里马啊!他赶快下车,抚着马背,解下衣服,给马罩上,为它难过得流了眼泪。这时,千里马喷着气,抬起头,大叫一声,声音直冲云霄,好象金石发出的声音,因为千里马知道伯乐很赏识它。这个故事很神奇,伯乐一眼就能把千里马看出来,即使它已经羸弱得连坡都爬不上去。

    《列子·说符》中也有一个相马的故事:伯乐老了,两个儿子相马能力又不行,伯乐就向秦穆公推荐了自己的朋友九方皋。九方皋是个砍柴的樵夫。秦穆公派他去寻千里马。三个月以后,九方皋回来报告说:“已经找到了,在沙丘那儿。”穆公问:“是匹什么样的马呀?”九方皋回答道:“母马,黄色的。”穆公派人去取这匹马,却发现是一匹公马,纯黑色的。

    秦穆公很不高兴,召见伯乐说:“你推荐的是什么人啊?不但是个色盲,而且连公母都分不清。他怎么可能知道马的好坏呢?”伯乐长叹一声,说:“他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吗?比我强无数倍啊!九方皋所相的,是马的天机啊!他得到了马的精神内核而忘掉了马的外部特征,见到了他所要见的,没有见到他所不要见的。像九方皋这样相马的方法,包含着比相马更宝贵的东西啊!”

    这个故事更神奇,类似于庄子的庖丁所说的“臣之所好者,道也”。九方皋的相马,已经从术进入道的境界了。反过来也说明了,伯乐既有极高的相术,又有谦虚的美德。






    大概伯乐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相马神技带到坟墓里去,据说他写了一本《相马经》,试图把这笔宝贵的财富留给世人,供大家研究学习。

    我们中国人历来认为古人的智慧远远超过今人。我以前看闲书,经常看到上面说,我们的先人如何如何了不起,发明了这个,掌握了那个,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领先了多少多少年。比如鲁班的飞鸢、张衡的地动仪,华佗的麻沸散。扫兴的是,最后来一句:“可惜失传了”。闹得我心里悻悻然又愤愤然:妈妈的,为什么我们的好东西都会失传呢?

    伯乐的《相马经》曾经就是失传的宝典。正是因为早已失传,才更勾起人们的想象:要是不失传的话,会涌现多少伯乐啊!

    历史有时候就会有那么巧。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赫然就是失传的《相马经》!虽然专家们研究后认为,这是战国后期楚人所作,不是伯乐的原创,但同时也发现,书中多处说到伯乐,说到其依据是伯乐的理论。

    我读过这《相马经》,果然玄妙:从头眼耳鼻口牙的长相、骨头的长短、筋肉的样子,就可以判断这马是日行二百里、三百里、五百里、六百里,还是千里。可惜我没生活在草原地区,也没遇上赛马俱乐部招聘相马师之类的机会,不能把看到的《相马经》用于实践,无法验证它说的是不是真的。至于是不是有其他人用过,效果如何,没有调查过,不敢妄言。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历史上有人通过学习了这本书,达到伯乐一样的水平的。甚至他的两个儿子,有父亲的真传,也只能学到一点皮毛。

    看来,要么《相马经》是比金庸笔下的《九阴真经》《葵花宝典》还要深奥神秘的书,常人根本把握不了其中的真谛;要么就是“道不可言”,最高深的相马方法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能写出来的只是皮毛。

    我可以理解看一匹马是不是千里马,一定要看它的长相是否端庄,身材是否匀称,筋骨是否强健。但是,《相马经》上说:

    牙去齿一寸者,四百里。牙剑锋者,千里。目中缕贯瞳子者,五百里;上下彻或双瞳人者,千里;兰孔中有筋及长毛者,五百里;目中五彩尽具,五百里。耳三寸者,三百里;二寸者,千里;如削筒者,七百里;耳本生角长一二寸,千里。

    根据马的眼睛的颜色、耳朵的形状之类,可以判断马跑得快慢,这也太神奇了!且看,还有更神奇的:

    马目中五彩具及眼箱下有字形者,寿九十。鼻上纹如王、公,寿五十。如火,四十。如天,三十。如山,如水,二十。如个,十八。如四,八。如宅,七。

    眼眶下、鼻子上的纹路像什么字,和马寿命的长短竟然有关系,而且还可以精确判断这马能活九十岁还是七八岁。这些数据是怎样得来的?是通过实验得到的,还是通过想象得到的?

    也许你会说,这《相马经》不是伯乐写的,把相马神秘化,也不应该由伯乐来负责。但是故事中的伯乐和九方皋的相马术,竟然可以不顾外表,直达“天机”,不是更加神秘吗?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我无法理解的是,伯乐为什么就不把马拉出来跑一圈呢?好马坏马,一跑不就显出优劣来了吗?通过“相”看看马有没有生理缺陷、有没有慢性疾病,固然十分重要,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取代跑的环节。毕竟你选的千里马,要求的是速度快、耐力好,讲的是实用。莫非马匹买卖的行规就是不允许拉马出去跑?就像现在的赌石一样,全凭感觉和运气,看对了就一夜暴富,看错了就倾家荡产?但是,在相关资料中,我们并没看到有这样的记载。可以跑而偏不跑,坚持去“相”,只能说明在伯乐心目中,“相”比“跑”更准确、更重要。

    “相”,甲骨文通常写成,上“目”下“木”,意为爬到树上去看,就是仔细审视察看的意思。从本义上说,“相”是一种感觉经验。但伯乐相马中的“相”不限于此,因为可以直达“天机”,可以从鼻上的纹路,耳朵的形状,判断出马的脚力寿夭,所以“相”也是一种神秘的、超验的直觉。对“相”的崇拜,实际上就是对感觉主义和超验主义的崇拜。

    然而鉴定千里马,属于科学和实证的范畴。通过科学可以把握马的身体条件与奔跑能力的关系,通过实证可以鉴别出某匹马是资质普通还是能力超凡。但现在伯乐、九方皋们的相马故事却告诉我们,靠神鬼莫测的相术,就能辨别马的优劣,把科学和实证领域中的事物,推之于神秘主义的超验领域,从而把相马变成了巫术。

    我相信先秦那些替君主们寻找良马的人,一定跟相马故事中的伯乐们不一样。他们会看外表、闻气味、听声音,但是他们也一定会骑上马跑一跑,以保证把失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这才是正常的思维方式和鉴马方法。我还相信对伯乐相马进行神秘化,其实是故意的,始作俑者就是伯乐们——通过对相马的神秘化,实现对自己的神圣化,以达到垄断鉴定权的目的。






    不要迷信哥,哥只是传说。相马故事也好,《相马经》也好,所渲染的相马方法,明显缺乏可操作性。久而久之,伯乐们在鉴马界无法继续忽悠下去,所以必须进行华丽的转身,把自己变成传说。

    早在《战国策》中,纵横家们游说诸侯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当成千里马,期待君主们当伯乐了。后来,经过韩愈《马说》的打造,伯乐更是成了发现人才、举荐人才、使用人才的代名词,正式宣布伯乐们整体从应用界进入象征界,从科学界进入文艺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现在人们通常称之为“伯乐文化”。这不,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网上看到了不少宣称要学习伯乐精神、弘扬伯乐文化的文章。

    大抵古代的中国人,只要读了几本书,就会有伯乐情结。他们以千里马自居,成天盼望伯乐来发现自己。可是伯乐太稀少了,长官呀,考官呀,又有眼无珠,整得这些“千里马”们只好成天苦着脸,感叹自己命蹇时乖,盼着伯乐早点出现。伯乐相马,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语境中,从为王选马者的自我神化,彻底转化成知识分子的集体幻想。

    非常吊诡的是,就像伯乐顽固地坚守着神秘的相术,不肯让马跑一跑、比一比一样,当政者从来没有想过建立一套客观的、公平的选拔任用制度,让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就像千里马只能默默地拉车负重,苦苦等待伯乐的来临一样,士人们也从来没有想过发挥才能是自己的正当的权利,要求平等、公正的展示舞台。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断言是不公平的,因为中国古代官员选拔,从世袭到察举,从察举到科举,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领先世界,让欧洲的伏尔泰这样的文化名流非常羡慕。但是,无论察举还是科举,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官员选拔的自上而下的考察任命制,实质上还是“相”而不是“跑”,当政者始终垄断着鉴定权。真正合理而公平的机制是让马们“跑”起来,众目睽睽之下,胜者为王,让观众当裁判,使马尽其力。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我指的是民主竞争机制。如果真有了让千里马脱颖而出的制度,韩愈就不会发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样反逻辑的感叹了。

    为什么古代在人才选拔任用上要坚持“相”而反对“跑”,绝不采取公开透明的竞争方式?全部的秘密在于,为政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鉴定权紧紧抓在手里,从而掌控士人的命运,成为他们的恩主,让他们感激涕零地为自己效忠;而士人们也在这样的氛围下,寄希望于长官、圣上神秘的相术和突然的恩宠。

    当政者要坚持“相”,士人们就要“识相”。你要顺他的眼,合他的意,尊重他,孝敬他,忠于他,你就是他眼中的千里马;他要赏识你,抬举你,拉拢你,容纳你,他就是你眼中的伯乐。在这样的上下互动中,“伯乐”和“千里马”们互相折腾着,最终把中国的官场捣成了一锅腐败的浆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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