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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原配妻子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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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4 16:28: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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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觉得,对于凄凉孤寂的人,身边总应该有棵树,走了依靠,起码树干可以用来撑一撑,塌了天空,它的枝叶也能在头顶罩起一片阴凉。

    西三条胡同21号,应该有棵树吧。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这个自比为蜗牛的女人,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得知丈夫已在上海和学生许广平同居的消息,在许久的沉默之后,一声长叹,道出了这句藏在心里许久的话。

    那只向上缓慢爬行的蜗牛,到底还是从墙上跌落了下来,壳被摔的粉碎。其中藏掖的往事里的心酸,对现实的无奈,以及面对未来的绝望,全部洒了出来,铺满了一地的凄凉和酸楚。

    两三点往事记1926年8月,鲁迅携许广平登上了南下的火车,车子开动,北平城在窗外一点点擦过,仿佛往事的痕迹也在记忆里被一点点抹去。一切都在奔驰着向前,倘若不回头,生活又是一张崭新的白纸,画笔已蘸墨搁案,红颜与疆场,人生的图画拟将被重新画就。

   

    但往事依旧是往事,往事中的人活着,睁着眼在张望。

    事情还得从1899年说起。

    1899年,在鲁迅母亲鲁瑞和谦少奶奶的联络撮合下,周朱两家定下婚约,新人分别是周家长子周树人,即以后的鲁迅,和朱家待字闺中的女儿朱安。时年,鲁迅18岁,朱安20岁。

    此时鲁迅正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1902年又得到赴日留学公费。故婚期被一拖再拖。

    转眼一瞬,到了1906年,朱家女儿已是二十七的岁数。绍兴有旧俗,养女不过二十六。朱家显然是有些急了,再加上传言,说鲁迅已在日本有了家室,便更坐不住了。朱家向周母讨要说法。

    周母无奈,遂定一计。1906年7月,一封急电,"母病速归",鲁迅被召回了绍兴。

    鲁迅匆匆忙忙赶回来,可喜可贺,母亲健康安泰。但家里却红烛喜酒铺陈开来,鲁迅立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多言语,或反抗争辩。一顶喜娇迎来,朱安就被迎进了家门。

    全套旧式的婚礼,鲁迅头上被戴上的假辫,新娘出轿时从过大的绣花鞋里滑出的三寸金莲……新的在假装陈旧,实实在在旧的又在极力扮新。婚姻最基本的真实和接纳,在最开始就充满着虚假和伪装。

    新婚当夜,鲁迅面色"阴郁,沉闷"。第二日,便搬到了母亲房中,此后的几天里,都在书房过活。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五日,就以学业不能耽搁为由,急急忙忙带着二弟周作人回了日本。

    从此漫漫长夜就留待朱安一人空守。

    待鲁迅再次归国,已是三年后的1909年。回国后的鲁迅在浙江一所中学任教员,虽离绍兴很近,但鲜有回家,时而回去,也是探望母亲,与发妻朱安基本无话。虽名为夫妻,但实在如同陌路之人。

    1912年,受蔡元培先生邀请,鲁迅赴北平到教育部任职。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19年,鲁迅卖掉了绍兴的老房子,将母亲和朱安一起接来北京八道湾同住。至少一家人,总算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一口锅里吃饭。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两兄弟决裂,鲁迅携家搬到砖塔胡同,次年又搬至西三条胡同21号。初到西三条胡同的那段日子,也许是朱安人生里阳光最灿烂的时日,那是她和丈夫的人生离得最近的一段时光……鲁迅生病,朱安竭尽心力地看照,朱安的卧房破天荒地变成了鲁迅的书房。

    直到1925年,一张种满阳光的脸频繁出现在鲁迅的家,朱安的面前。来者便是许广平,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领袖,鲁迅最忠实的追随者。

    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像一声声清脆的铃声,敲击着鲁迅在长达20年无爱的婚姻中因惭愧于爱而长久封闭的心门。

    命运处处张罗布网,有些人自知陷于网中,有些人则不知。

    不知的人,算不上幸福,但也没有多少忧愁,也许疲惫麻木中也就度过了一生。而知道被罗网网住的人,最痛苦,但同时他们也是最有可能冲破罗网的那群人。鲁迅就是当时致力于冲破罗网的最骁勇的几个健将之一。

    1926年8月,再回到那辆南下的火车上。鲁迅在几多挣扎之后,终于将北平城抛在了身后,携着许广平去往南方寻找新的生活。在西三条21号,朱安则彻底成了"母亲的媳妇",一方天空,一方院,守着娘娘(绍兴人对婆婆的称呼),也守望残存的余生。

    一只蜗牛的希望和幻灭朱安,1879年生于浙江绍兴,台门朱家。朱家,是当地算是富有的士大夫家庭,祖上也在地方身居要职,到朱父一代,虽家道中衰,但书香门第的氛围还是有的。庭前游廊花园,院后绿水竹林,朱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从如此闲适雅静的家庭中走出来的大家闺秀,朱安,何以将自己活成一只蜗牛的模样?

    一个人从来都不是一开始就卑微到尘埃里,或者高居于云端的。

   

    朱安,在不知事的幼年,她也如一个孩童在庭前院后的玩闹,一个人追逐自己的影子也乐得自在。长到了四五岁的样子,在迷茫疑惑中,脚骨被突然折断,剧烈的疼痛扭曲了脸上的肌肉,丑陋也想跟着出现在脸上并深深种下了根。一双三寸金莲就这样被野蛮地生生造了出来,从此一条裹脚布再也没离过身。

    从知事到出嫁,待字闺中的十几年的时光里,脚上的伤疼得麻木了也就不再疼了。但仍旧一跛一跛的,走起路来不太稳当。她学习着一个传统旧式女子身为人妇所应会的全部技能。听着长辈的教诲,熟读《女儿经》,深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练习女红,学习厨艺,烧得一手好菜。就这样忙得不亦乐乎,或许也没时间好好欣赏一下自家庭前院后的优雅景致。

    同所有女子一样,在她单纯的世界里,也有着简单的梦幻。他日,一顶喜骄迎来,一袭红装,盖上盖头,掀开时遇着一个良人,再有几个娃娃,人生也就美满了。

    但于朱安而言,她是遇上了良人,但却不是她的良人。

    1906年,27岁的超大龄女青年——朱安,迎春送冬等了这许多年,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一顶花轿。新郎周家公子是一个新式人,不喜欢裹了小脚的女人,于是家里人准备了一双大脚的绣花鞋,塞上棉花,套在了她的脚上。一路摇摇颠颠,吹吹打打,终于到了周家门上,轿帘掀开,一脚刚迈出,还没踏地,不料绣花鞋先从脚上滑落,极力遮掩的三寸金莲倒先暴露在了新郎面前。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历史上的男子信奉为人生的两大黄金时刻。

    但怎么也没想到,于鲁迅与朱安这对新人而言,这"洞房花烛夜"却无比凄清与孤寂。一个房中,两个人,心里各有各的疑惑,各有各的忧愁。好似终夜无话。

   

    此后几天,她的丈夫,鲁迅更是不见了踪影,待五日之后,就彻底不见了。这个男人,在她的人生中露了个面,将她的生活翻了个个儿之后,就不见了踪影,仿佛从来就不曾出现过一样。

    此后的12年时光里,服侍陪伴娘娘(绍兴人对婆婆的称呼)是她唯一的任务,她是丈夫娶给"母亲的媳妇"。期间鲁迅也有几次归家,但也极力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也许朱安也疑惑,她已经在尽力做到最好,尽到一个媳妇的本分,为何他就是不待见她。

    这个问题,对于朱安而言,也许是一生难解的谜题。

    自从嫁了鲁迅,朱安就变成了一只蜗牛。在她的面前竖着一堵高高的墙,墙顶上鲁迅像一颗晶莹剔透的紫葡萄闪闪发着光。从她瞧见那光芒的时候,她就向上爬,她一直相信,虽然脚步蹒跚,慢了些,但日子很长,总有一天会爬到的。

    1919年11月,鲁迅带着她,周母,三叔建人,一家人北上,到北京八道湾11号定居。到这个时候,朱安才能好好地打量一下同自己结婚十三年的丈夫到底是何等模样,有什么喜好,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前难得一面,这些都是她不知道的,现在一家人住在了一起,虽然这大先生还是不怎么理会她,但到底是距离近了些。

    她这只蜗牛在墙上爬行的速度也不由得快了,看着好像离那颗闪闪发光的葡萄也近了许多。

    1923年,朱安跟着鲁迅的脚步,活像他的影子,先到砖塔胡同,又至西三条胡同21号,她不愿继续待在八道湾,也不能回台门朱家。

    搬来西三条21号没多久,鲁迅就病倒了。她一面十分担忧,一面又有暗自窃喜,因为这一机会,让她和大先生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交集。那颗紫葡萄的光芒仿佛都照到了她的蜗牛壳上。她精心竭力地碾细每一颗米,熬好每一盅药,进进出出,摇晃着不稳的身形有点忙碌,但乐此不疲。

    海啸到来之前,总会先经历一次退潮,让人误以为这就是平静。

   

    1925年春天,杨柳抽芽,寒潮渐渐退去,暖意在大地上复苏。西三条胡同里,也来了好多客人,其中就有一个俏丽的女孩,个头很高,脸上种满了阳光,特别引人注目。那女孩,便是许广平。

    紫葡萄依旧在墙顶,那只叫朱安的蜗牛依旧在爬。只是她忘了,被那紫葡萄的光芒吸引到的可不止就她一个。她是一只蜗牛,仰望着向上缓慢地爬,爬了20年,也没有一个结果。但有一些人,她们天生就不是蜗牛,她们一来就是展翅的凤凰。

    许广平,就是那只金光闪闪的凤凰,一来就把她希冀了20年的紫葡萄一口叼走,不带犹豫,不留痕迹。

    墙顶上没有了想往,就再也没力气向上爬了,脚一松便摔了下了。从此希望幻灭,余生也就是在绝望中熬过一天天的日子。

    娘娘活着的时候,是她唯一的慰藉。

    是谁做了这"一世的牺牲",来完结这本"四千年的旧账"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有言:"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他对好友徐寿裳谈到和朱安的婚姻时表示:"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一生的确没有忽视过对朱安的供养。

    就鲁迅而言,与朱安的婚姻,只是无奈于旧习惯束缚,陪着做了一世的牺牲,以期来完结"四千年的旧账"罢了。我们先不论这"四千年的旧账"是否完结,或完结的合不合理。单论这"一世的牺牲",同为女子,就感觉有说不完的委屈。

    当旧的制度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男性群体作为过去男权社会里的强者,从洪流激浪里首先登岸。他们不觉有一种优越感,他们是潮头的健儿,是时代的旗手,在新历史前进方向的引领者。他们怜悯旧时代的遗物,且为她们奋力疾呼,但却不曾关照。然而不曾关照的怜悯很难说得上的真正的怜悯。

   

    旧日的"三寸金莲"是应了谁的欢喜?"女子无才便是德"又是合规了谁的道德?谁愿意忍受钻心的疼痛将脚骨生生折断,除非被教导,谁又愿意一世愚昧?大好河山如此多娇,谁会不愿意走上一遭?

    于鲁迅而言,这"一世的牺牲"太沉太重;但于这片土地上的女子而言,"一世的牺牲"显然太轻太少。映了那"四千年的旧账",将这所有的"牺牲",有名的或无名的,都记录在册,将是一本厚重且长达前年的账债。而时间不可往复,这也是一本无法抵兑的账债。

    朱安,以及与朱安同时代的那一批旧式女子,共同填满了千年账债上的最后一页。然而,当旧规不在,当昔日执笔的人,不愿再好好书写时,这最后一页就显得格外地凌乱和凄慌。

    张琼华,在新婚当夜伴随着郭沫若离去的那一记摔门声后,一生守望,一世孤苦;张幼仪,徐志摩的原配,虽后半生凤凰涅槃,从灰烬里重生,但前半生照样一颗心被戳得七零八落……朱安也好,张琼华,张幼仪也罢,她们都是当时名人的影子,借着他们的聚光灯,她们的存在才能被人所看到,然而时代变革的浪潮里,又有多少孤苦的女儿,被遗弃在岁月的荒漠里,在那本厚厚的账债上凄慌地连一个名字都不曾留下。

    毕竟民国女人如江冬秀者,不多;谦谦真君子,如胡适之者,亦不多。

    1936年,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朱安悲痛欲绝。虽然他们的婚姻,从来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各有各的人生,但朱安仍旧在家里为鲁迅布置了灵堂,供上记忆那人爱吃的香果点心,彻夜烛火不灭,为其守灵,也供亲友和学生来吊唁。

    1947年6月29日晨,做了一世"母亲的媳妇"的朱安,终于迎来了人生的弥留之际。"周先生对我并不坏,彼此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许先生待我极好……她的确是个好人",在这位孤苦了一世的老人的心里,没有怨恨,也不忧伤。她留下遗嘱:至上海须与大先生合葬。尽管她的大先生经天津《大公报》发表了《鲁迅的七条遗嘱》里,没有给她留下一个字。

    然朱安还是被安葬在了北平西直门外保福寺周老太太坟边,无标无记。

    合上那本账册的最后一页,背页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中华女儿当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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