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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岁了,她还想考证来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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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7 08:37: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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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小民》第1085期

    本文系网易“大国小民”栏目出品

   

   

    1

    2019年11月30日下午,我收到李秀玲的微信:“没通过,差2分。”短短几个字,看似很平静,却难掩失落。

    我也替她惋惜:“怎么就这么寸呢?哪儿不能多这2分?”

    “运气不好呗。”隔着屏幕,我都能听到她叹气声。

    这是她第三次参加司法考试了。2016年,她第一次参加考试,差9分;第二年又考,差35分。2018年,司法考试改革,变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李秀玲因故没参加,等准备来年再战时,发现考试规则变了:由原来的考一次改为考两次,第一次客观题考试通过后,才有资格参加1个月后的主观题考试。

    “这样也算是增加了难度,以前同时考,两者还能平均一下,就算客观题分数略低,两科综合起来也就能考过。规则改了后,必须两次考试都过线才行。”她那时给我介绍说。

    为此,2019年5月份,她从我们小食品厂的行政岗辞职,专心在家复习,准备10月、11月的两次考试。

    10月份,客观题考试结果出来,她超了17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司考’是号称最难的考试啊。”她希望后面的主观题考试也能顺利通过,那样就能拿到资格证,然后去律所实习、当律师,“律师体面,收入也很高,就不用在底层打工了”。

    可是怕什么来什么,她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我这一生,除了考‘国库’那次比较顺,其它的事都比较坎坷。”她又一条信息说。

    我只能无力地安慰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也没有什么损失,还多学知识了。”

    我想,早知这样,还不如不辞职呢。她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儿子正上大学,丈夫也早已下岗打工,如今考试没有如期通过,再找合适的工作也不易,真替她担忧。

    2

    李秀玲说的那次“国库”考试是在2001年夏天。当时,我和她分别从粮食局下属的饲料厂站和粮站,通过考试到了一个新成立的国家粮食储备库(仍然隶属于地方粮食局)。

    那时候,粮食系统的单位已经不景气了,除了粮食局办公室是事业编,其余的镇粮站、油厂、面粉厂、饲料厂等均属于企业,需自负盈亏。听说新成立的“国库”是财政全额拨款,很多人想托关系挤进去。可能是想走后门的人太多,加上当时搞反腐倡廉,领导决定通过考试公平竞争。最后,考上的大多都是大、中专毕业生,也有少数退伍军人。

    2002年元月,我们正式入职新单位。报到那天,我们三十来个人来到粮食局办公大楼下排着齐整长队,每个人都喜形于色,以为从此走上了光明大道,一辈子旱涝保收了。

    入职的人大多三十来岁,我留意到其中有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一米六出头,扎着简单的马尾,笑得最是开心。她就是李秀玲,儿子刚满周岁,丈夫是原来粮站的会计。

    没几日,她带儿子来单位,我们逗孩子玩,得知孩子的姓名后,都很奇:“你姓李,你丈夫姓张,怎么你儿子却姓丁呢?”

    “我实际上也不姓李,本来姓葛;我丈夫也不姓张,他本来姓丁。”她笑着说,“我们都是顶别人的学籍考试的。”

    那时候,考上中专,分配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多数农村上学的孩子和家长的理想。读高中考大学,不仅要多花几年时间,考上大学的希望更加渺茫——当然,那时中专也不是说考就能考上的,好多人都得复读几年,考几次才行。

    我比李秀玲大十来岁,上学时不管初中、高中,想复读几年都跟应届生一样考试。而她读书那几年,针对复读的初中毕业生,教育部门曾出台过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只许复读一年,以后就不允许复读了。最严的一年,复读生中考的分数线要比应届生高出100分才能被中专录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复习生都顶着退学的人的学籍,装成应届生考试。还有人已经上初三,又从初一重新报一个学籍。”

    1992年,李秀玲第一次参加中考,全校没一个考上中专的。第二年复读,遇到学籍制度最严那年,自然又没考上。第三年,老师给她找到一个相貌差不多的退学女生,“我就顶着这个叫李秀玲的应届女生的学籍,考上了粮校,从此就成了李秀玲。”

    “怎么会有那么多退学的人可以比对相片?”我们好奇地问。

    她介绍说:“我们那里比较偏僻,读到初三的女生很少,所以有很多退学的可以比对,总有一个跟你照片比较像的。老师也乐于给你找,考上了也是老师和学校的荣誉。那些年,冒用别人的学籍考试,大家都不觉得有啥。”

    “你父母还不错,没有重男轻女让你退学。”

    她说,她父亲曾是土医生,家里原本条件不错,但因一次变故,父亲受了刺激得上精神病无法行医。她是老幺,当时才一两岁,上面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在念小学。二哥尤其聪明,但因家里困难交不上学费被老师罚站,干脆辍学了,而后又因家里需要人做农活,母亲也将姐姐从学校硬拉了回来。

    “最终,只有大哥坚持读到了大专。等家庭条件缓和了点,大哥便说服我妈让我读书,后来他毕业回镇上教书,靠着他的资助,我才得以继续读到了初中。”

    李秀玲没辜负大哥的期望,最终考到了粮校。原以为往后都是坦途了,没想到1997年毕业分配工作,先让她吃了一记闷棍:

    她的派遣证到县里有关部门后,按照对口分配的原则,理所当然地转到粮食局,然后等着分配去具体单位;她有自知之明,像她这样没有背景的农村孩子,不敢想自己能留在城里的单位,只希望能分到老家乡镇的粮站工作就心满意足了。

    本以为很快就能落实的工作,迟迟没动静。每周,她都会骑着辆破旧的自行车,往返五六十里来去粮食局问消息。在路上,远远看着粮食局那座巍峨的办公大楼,她感到一种威压,上学时的那一点优越感丧失殆尽,只剩卑微。

    进了楼,怯生生地敲开人事科的门,小心地遣词造句,问自己的工作分配进展,得到往往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话:“还没研究呢,回去等着吧。”

    从7月份毕业直到第二年1月,她每周去问两次,夏天脸晒得黑红,秋天嘴唇被风吹得皴裂,冬天手冻得麻木疼痛,可还是没有分配的消息。人家告诉她:局里领导变动,一把手缺席,没人拍板,都没有分配呢。

    她禁不住愤懑,想骂人,又不知该骂谁,也不敢骂谁。有次,她从楼上一步一步挨到存放自行车的车棚下,一股无名火使得她猛劲把自行车踢倒在地,蹲下身把头埋在两膝间无声地哭起来。

    最终,人事科的女科长,见她频繁来问,可能出于可怜,让她临时来局里帮忙整理材料。于是,从1998年2月开始,她开始在局里“帮助工作”,住在哥哥家里。这时,局里说没她的工资预算,只能等她分配到具体单位后,由那边给补上。她接受了这样的条件——有事做总比干等着强。

    几个月后,总算等来安排,不出所料,她被分到老家镇上的粮站工作。人事科长给她开了证明,让粮站补发她在局里帮忙4个月的工资。可是粮站的领导不同意:“你在局里帮忙,应该局里给你工资。我们只能从你来单位的时间给你算工资。”

    她听了这个话,心里凉了半截:“合着我还白干了几个月?”

    正在这时,财务室有个小伙子小张,给她出主意:“你出钱请客,我给你邀请领导,请他们吃个饭,又有局里人事科长给你开的证明,这几个月的工资应该会给的。”

    在小张的张罗下,那4个月的工资真拿到了手。因这个机缘,一来二去,小张就成了她的丈夫。在这个粮站上班4年后,遇到“国库”考试,她便从粮站考上了上来。

    听她讲完,我不由得感叹了一句“你这一路,真不容易”。还开玩笑说:“好在,现在我们也算有了终生保障了。”

    李秀玲狠狠地点了点头。

    3

    可惜,事与愿违。工作没多久,便听闻“国库没有批下来存储指标”,这就意味着新单位不属于财政拨款,依然只能自负盈亏。除两个曾经有事业编的同事扼腕叹息,我们其余人只得安慰自己:比此前单位好就成了。

    2005年,上级部门要裁员增效,开始让一部分人买断下岗。本来还没轮到我们单位,但领导积极响应号召,让我们凭着自愿的原则,“如果愿意买断,就给你规定的买断补偿,从此跟单位脱离关系,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人。如果不愿买断,那就要拿出几万块作为‘集资款’”。

    所谓“集资款”,也叫“保岗费”,就是一种交给单位的押金,要几年后才还给职工。里外里二斗米,一进一出就是十几万。权衡完利弊,我就成了主动买断下岗的人员之一——倒不是交不起那几万块集资款,我的想法是:我一个本科生,难道还找不到一个工作?

    而李秀玲觉得自己上学、工作来之不易,买断就彻底下岗了,她不想失去这个工作。她刚上班没几年,几个月前七拼八凑,刚在县城边上从农民手里买了块宅基地,盖了一幢二层小楼,没钱装修,毛坯房就住了进去。为此,她和小张想尽办法借钱,才交上了5万块的集资款。

    可是过了几天,领导又把集资款涨到8万,要求第二天必须交上来,否则就办买断下岗手续。这么短的时间,上哪里弄3万块钱呢?不得已,包括李秀玲在内,又有几个人只能买断下岗了。

    至此,我们那一批同期进单位的人,有一半下岗了。

    不久后,系统内的改革向纵深发展,下面各个粮站也开始减员增效,小张也从粮站买断下岗了。

    孩子小,夫妻双双下岗,只好自谋职业。李秀玲在一个金店里找到个营业员的工作,她一边上班,一边接送孩子读幼儿园,同时还参加了电大的法学专业的函授学习,最终取得了函授本科学历。小张试着和朋友开了一个小型家具厂,主要生产加工办公用的桌椅等,可是干了不到一年就散伙了。他只好离开老婆孩子,南下深圳寻找工作机会。

    几经周折,小张在一个监控设备厂做了会计,工作稳定下来了。2007年,李秀玲也带着6岁的儿子去投奔丈夫。到深圳之初,她在饭店当过服务员,在火锅店当过帮厨,每天起早贪黑,不辞辛苦。

    几年后,小张公司里一个熟人看到这个行业很火、老板每年都赚几百万,就想拉几个人单干。在那个熟人的反复劝说下,小张也加入了,还投资了十几万。常言说,“生意好做、伙计难搁”,最终,因为复杂的关系,几人难以继续合作下去。

    夫妻俩一合计,在这个行业也摸爬滚打好几年了,不如自己创业单干,“人家每年挣几百万,咱们哪怕挣个几十万呢,也比打工强吧?”

    经过多番考察,2010年,他们两口子开了一家小厂,既当管理员又当技术员,还要当组装工人和销售,每天起早贪黑,好歹把厂子运作起来,慢慢也有了收益。第二年,他们用挣到的钱买了一辆车,方便跑业务。最初的两三年里,虽是辛苦,可他们每年的净利润也有30万,比打工可好多了。

    然而,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不赊销就卖不出去。而一旦赊销,回款又是大问题。从2012年开始,很多经销商便开始拖欠货款,从几千到几万,甚至十几万的都有。到后来,欠款的商户越来越多,李秀玲两口子不得不花更多精力去催要。

    2014年,有个经销商欠了他们几千块的货款,李秀玲多次去店里催问,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最后一次去时,居然人去楼空。李秀玲只好无奈地在附近的市场里瞎逛,突然,她看到一处新店面的招牌,上面写着那个经销商的名字和电话。

    李秀玲赔着笑脸迎了上去:“老板,你搬家了也不告知一声,我们也好给你祝贺一下啊。就是几千块钱的事,这么长时间了,您让我们跑了多少趟了?一分钱我们都没拿到。眼看就过年了,工人要发工资,怎么着,这次也要给我们了吧?”

    那人却不耐烦地说:“你们烦不烦啊?一点钱要个不停,我不是没有吗?”

    这下李秀玲气了:“今天你给不给?不给我就在你店门口给你宣传宣传,看你还开不开张?”

    最终,那人只给了1000块钱。李秀玲坚持,“不给完钱,我就住你店里了”。说着,气愤地坐在他的柜台上。那无赖居然报警,说李秀玲扰乱自己的经营。警察来了,说:“你们这是经济纠纷,可以起诉,但不能影响人家的正常经营。”

    无奈,李秀玲只好气愤地走了。

    “起诉?谈何容易,白纸黑字的欠条在这里放着,他不想给你,你毫无办法,起诉白白花费时间精力,赢了官司,最终钱也要不来,还多花了律师费。”小张也很无奈,“以前也不是没起诉过。”

    往后,要账的事儿占据了夫妻俩大量的时间——没钱的,不给,开着豪车、住着豪宅的有钱人,也不给。本来就艰难经营的小厂,因为大量死账、赖账,开始陷入困境,前几年攒下来的钱也快砸完了。

    4

    此前,李秀玲的儿子在深圳读完小学,考虑到将来必须回户籍地高考,初中时便送回老家读书,平日让婆婆看管。2015年,儿子要读高中了,婆婆告诉他们,孩子大了,有时放学不按时回家,跑去网吧玩,自己管不了。

    “儿子的学习是大事,不能耽误了。”李秀琴跟丈夫商量,自己必须回来,陪儿子读高中,“高中3年是关键,放任自流下去,将来孩子的前途就毁了。”

    近十年来,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城南边缘地带已经成了“新区”,高楼林立。李秀玲一家却还住在那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里,而且还是毛坯——起初是没钱装修,到后来有点钱都放入厂里做流动资金了,无暇顾及其他事儿。见状,李秀玲触景伤情,想着自己年已四十,历经坎坷波折之后,竟又回到原点。

   

    她颓然地坐在客厅的简易靠椅上,顾不上多感伤,就得思考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儿子的学校离得近,她得做好一日三餐,让儿子回家吃饭,免得让他趁空溜号去网吧。为此,她到家附近一个小型物流公司当文员。

    说是文员,其实什么杂活都要干,工资却只有1500块。

    “这个老板真是个奇葩,如果他有事不来上班,会把桶装水的水票都给锁起来,连水都不给人喝。大夏天的,想喝水,只得自己买,几个员工都很有意见。”李秀玲说。

    考虑到能够下班回家做饭,她也只能坚持干下来。她每天早早来到办公室,收拾妥当,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可老板实在太会算计,经常在中午快下班时让李秀玲去送件,有时从城南送到城北,她骑自行车往返得花不少时间,时常耽误给儿子做饭,母子二人只好凑合着吃一顿,饭后她来不及收拾,又匆忙赶去上班。

    有天中午,李秀玲就要下班走了,老板又安排她去送件。李秀玲实在忍受不了:“这就下班了,你还让我去送件。要送,等我下午来上班再送,我做饭来不及了!”

    可是老板不依:“你就是顺便拐个弯儿就送去了。”

    “这是顺路吗?要是顺路我都不会说的,这绕得来回一个多小时,还要联系人家,还要等着。你老是这样,我没法干了。”

    她忍无可忍,干了不到3个月,便离开这家公司。

    可这样闲着也不是办法。小张一人在深圳惨淡经营,外面欠款林林总总加起来有几十万了,而存货又有几十万卖不出去,进人家的原料却要现款,公司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李秀玲只得重新找工作。时值严冬,她奔波在大街小巷,看到有招聘广告就过去咨询。最后找到一家卖门窗的店铺,能够按时上下班。店老板也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跟她说,除了基本工资外,根据销售额还有提成。还有个男店员小王,三十多岁的样子,对李秀玲的到来不冷不热。

    李秀玲每天冒着严寒,骑车到工地、小区推销门窗,记下一个一个潜在的客户,然后逐一打电话,让他们来店里考察。在店里接待顾客时,不厌其烦地介绍、推销产品。可是,一个月下来,业绩全被小王算到他自己身上,李秀玲一点提成也没有。李秀玲觉得不合理,尤其是这里面还有不少是她到外面拉来的客户:“顾客进店,谁接待的,达成交易就算谁的业绩,不能都算在你一个人身上。”

    小王不同意:“我都在这里干了两年了,你一来就想分我的利润?”

    李秀玲找到老板,说了关于业绩提成分配的想法,老板说考虑下。春节过后,李秀琴再去店里时,老板便换了一副脸:“你不用来上班了,店里不用这么多人,小王一个就行了。”

    “你放假前怎么不说呢?”李秀玲有些生气,“不然,我也好早点找工作。”眼看多说无益,她结完少得可怜的工资,头也不回地走了。

    5

    小张这年春节回来了。深圳的厂子已难以为继,欠款无法回收,没有流动资金。积压的产品不赊销就卖不出去,赊销就要不回来钱,进退维谷。为此,夫妻两人互相埋怨,说不了几句便吵起来。

    “当初老老实实打工,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就你,听信别人的,一步走错,步步错!”李秀玲气愤地说。

    “我是为谁?我还不是为这个家?谁能知道形势变成这样?”

    节后,小张在县城周边考察了一下,看到城东有一家同样的厂子干得还挺不错,便提议:“不如我们也把东西搬回来,在本地干。”

    “在本地能有多大的市场?就这么大的地方,你还想再分一杯羹?可能吗?”李秀玲反对。

    可是,小张还想做最后的挣扎,他千里迢迢把那些存货、原料、设备等费劲巴拉地从深圳运回来,整个房子里东西堆到了顶棚,光是包装纸盒都堆满了半间屋子。

    “你看那些盒子,当初不让你订你非要订,等人家确定要了你再订不好吗?白白花了这么多冤枉钱。”李秀玲没有好气地抱怨。

    小张也生气,两人不免又开始吵架。工作不好找,生意又失败,回家看到那些几乎废弃的产品堆满了屋子,李秀玲的心就如热油滚过:“你看看,这些东西,让你在当地处理掉,你非要拉来家干,白费了那么多运费,现在堆在家里,看着都闹心!电子产品,不久就过时了,堆在这里卖破烂都卖不掉,不如当初扔马路上呢!”

    “你就是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听到李秀玲的唠叨,小张也生气道,“这日子没法过,离婚好了!”

    “离就离,谁怕谁?我马后炮?我当初有没有让你在当地处理掉?你还抱着希望来家干?家里就这么点的市场,稍微用脑子想想就知道不行,结果怎么样?”

    这样的次数多了,两人都绝望。没多久,真去办了离婚手续。

    此后,李秀玲又找到一个驾校的办公室工作,工资不错,就是离家远。她只好让儿子中午在食堂吃饭,晚上再回家。

    稍微稳定后,李秀玲看到司法考试的消息,想着自己也有法学的函授本科学历,便着手“人到中年再冲一把”。小张去省城打工去了,每每看到屋子里的废弃产品,李秀玲心中还是一阵焦灼。

    儿子刚升入高三,老师便打电话通知李秀玲,说是孩子这段时间成绩下降很多,“就中午那一会儿时间,他也能跑去网吧,下午上课还常常迟到”。李秀玲一听,抓心挠肝,又想到自己回到小镇的初衷,便辞了驾校的工作,到家附近找了一个超市理货员的工作,无论工资高低,好歹能盯住小祖宗。

    每天早上7点前,她和店里其他五六个人把蔬菜搬运到蔬菜区,然后把菜整理上架,有的还需亲自扎捆。随后,她才能去自己负责的饮料区域,开始摆货、补货、擦洗、搞卫生。繁杂琐事期间,她抽空回家给儿子做饭,偶尔还在下班后偷偷跑到儿子学校看他在干什么。

    不过,这超市效益堪忧,一千多元的工资,拖两三个月还不发。店员们都忍不住问店长,店长就笑笑:“我也想要工资呢,再等等吧。”李秀玲也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

    2018年6月,把儿子送入考场后,李秀玲和小张就去了民政局办理复婚手续。毕竟人到中年,又有儿子的牵绊,双方冷静思考,还是要共同走过后半生。

    不久,儿子高考成绩出来,考上了当地的重点大学。李秀玲也算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这几年的辛苦总算没白费。

    之后,李秀玲也来到省城,在小张工作地附近的一家食品厂找了个行政工作。没多久,应她的邀请,我也来到这个厂里打工。从“国库”下岗后,我也兜兜转转多年,做过各种营生,最终也是辗转各处打工。

    李秀玲的工作繁杂,每天忙个不停,一人当仨人用,经常晚上八九点才下班,还要受各种委屈。为了第三次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她在2019年5月,辞去这个工作,专心备考,可是结果却不遂人愿。

    6

    生活还要继续。

    在去年客观题考试结束后等结果的期间,李秀玲就已经去到一个小厂打工了,工资2000多,比在食品厂上班时少了一大半——她那是考虑知道结果后,能够随时辞职。

    食品厂离她家不远,休息日我去看她,她正在电脑上练习打字,她停下来带我去买菜,“咱们中午吃火锅吧?”

    我们到附近的超市买了火锅底料,一条鱼和少许青菜,她又在街边小店里买了一个擀面杖,店主说8块钱,她还价道:“5块不行吗?”

    “不行,几块钱的东西,哪能还掉那么多?”

    “那就6块。”

    看到店主还不同意,她说:“那就7块,总不能1块钱都不让吧?”

    “别说了,我送你个钢丝球吧。”

    “你真会做生意。”李秀玲笑道。

    回到家里,李秀玲洗菜调汤,把鱼切块腌制,一会儿火锅汤料的香气便溢出来。我们两人边吃边聊,火锅咕咕嘟嘟冒出腾腾热气。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

    “当然要接着考了,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就是简单的手工劳动。找工资高的,肯定没时间看书复习,我就干这个,边打工边复习,快到考试的前两个月,再辞职突击一下。我还要提高打字速度,以前打字很慢,影响答题。”

    从她家出来,天气已经不那么冷了,我心里默默祝愿她一切顺利。

    编辑:唐糖

    题图:《黑狗》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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