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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游戏“击壤”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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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7 13:54: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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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时,我经常玩一种类似棒球的游戏,内蒙古西部人叫做“打节克儿”。参与者分成两组,一组是发球方、一组是接球方。我所谓之“球”,实际是一根两头削尖的木棍儿。两指粗,两寸长,状似织梭,俗名“节克儿”。

    游戏开始时将人依自愿分成两组,在靠墙处画出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半圆,曰“油锅”。取得发球权的一组人选出一人守油锅,守锅员站在“锅”边发球。发球者右手持一个长约尺余的木板,形似菜刀;左手持织梭状的球,高声喊:“接不接?”分散在远处的对方数人,曲身张衣接球。当接球方做好接球的准备,齐声应答“接!”时,守门员用木板奋力将球扇在指定范围,当然越远越好。

    此时如若接球方将球接住,双方则换位,接球方成为发球方;如若没有接住球,接球方就从球的落点捡起球来,向油锅里抛掷,守门员用木板极力拦截。此时球若抛进了“油锅”里,双方也要立即换位;如若没有抛进油锅,守门员走到球的落点处,用手中的木板将放在地上的球斫起(只需用木板的刃部剁木棍儿的尖尖)。球斫起后,奋力用木板扇向远方,此动作可以连续三次,每次扇击时口中念念有词:“一节克儿、二不浪儿、三逼斗”。

    技术熟练的男孩,经过此三下,可以把球打得很远。球第三次落地,守门员用眼睛丈量后,开始要分。按规矩一板长为一“丈”,如果要的差不多,接球方就会认账,等于承认了分值;如果要的多了,接球方不认账,那就要实地丈量——如果丈量数大于索要的分值,接球方予以承认;如果丈量数小于索要的分值,此局的分数就为零,还要更换发球方。依据累计分值,最后确定输赢方。

    打节克儿这个游戏有一定的危险性。我就有一次把节克儿打在了邻居孩子的脸上,流了很多血,幸亏没打在眼上,可把我吓得不轻。

    自从我1962年上中学后,就再也没玩过这种游戏,比赛规则也淡忘了。只是在看奥运会棒球比赛时,才会依稀想起当年儿时游戏的场面。后来从明·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及清·周亮工《书影》中得知,小时候玩过的这种游戏有可能就是古时的击壤。因为这两条记述与我玩过的打节克儿游戏如出一辙。
     
    明·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中记载:“二月二日龙抬头……小儿以木二寸,制如枣核,置地而棒之,一击令起,随一击令远,以近为负,曰打柭柭,古所称击壤者耶?其谣云: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死,踢毽子。杨柳发芽儿,打柭儿。”另据《顺天府志》记载:“小儿以木二寸,制如枣核,置地棒之。一击令起,随一击令远,以近为负,曰打板。板,古称所称击壤者也。”
  
    清·周亮工《书影》称:“秣陵童谣有‘杨柳黄,击棒壤’”。书中还具体描绘了击壤之戏的新变化:“所云长尺四者,盖手中所持木;阔三寸者,盖壤上所置木。二物合而为一,遂今后人不知为何物矣。阔三寸者,两首微锐,先置之地,以棒击之,壤上之木方跃起,后迎击之,中其节,木乃远去。击不中者为负,中不远者为负,后击者较前击者尤远,则前击者亦负。其将击也,必先击地以取势,故谓之击壤云。”

    周亮工明确,《艺经》中所说的长—尺四寸、宽三寸左右的木是击壤者手中所持的,而三寸宽,两头微尖的木块,则是被击的对象。击壤开始,木块放置在地上。游戏者先用手中所持木击此小木块,当此小木块从地上弹起时,再以手中所持木猛击。击中、且将此木块击得远的,就是胜者。

    据史料记载,至迟在汉代开始,击壤活动在民间已十分流行。东汉王充《论衡·刺孟》:“夫毁瓦画墁,犹比童子击壤于涂,何以异哉!”三国时的吴人盛彦曾在《击壤赋》中说:“论众戏之为乐,独击壤之可娱,因风托势,罪一杀两。”从这里的“论众戏之为乐,独击壤之可娱”,可以推断击壤是当时人们闲暇时最为普及的一项游戏活动。

    最早击壤所用的“壤”,应当是土块。后来逐渐变化为,在空旷处用湿土堆成一堆或几堆圆柱形或圆锥形“壤堆”。几个竞技者站在规定距离的线外,用一端削尖的小木棍向壤堆投掷,以小木棍插在壤堆上的数量多少来分胜负,此戏与后来的飞镖极其相似。

    三国魏邯郸淳《艺经》中有这样的记载:“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这时的“壤”已发展成一尺四寸长、三寸宽、前宽后窄、形状如屐的木制品,更为耐用。据《太平御览》卷七五五引三国魏邯郸淳《艺经》记载“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为上。”即游戏的方法是把一块“壤”侧放地上,在三四十步处,用另一“壤”去投击它,击中的就算得胜。说明当时的击壤游戏已是一种非常成熟的竞技活动。

    魏曹植在《名都篇》提到“击壤”时说:“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击鞠壤”即“鞠蹴”和“击壤”。

    两晋南北朝时期,击壤在民间很流行,南朝诗人谢灵运在《初去郡》中写下了“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的诗句。晋人张协的《七命八首》诗中也有“玄龆巷歌,黄发击壤”之句,是说当时黑发的童子在歌唱,黄发的老翁在玩击壤的游戏。可见,击壤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游戏。

    两晋南北朝时期击壤形式虽有变化,但基本保留了三国时期的基本特征。

    唐·李峤《喜雨歌》有句“野恰如坻泳,途喧击壤区”,说的是道路中响彻击壤的歌声。唐·张说《季春下旬诏宴薛王山池序》诗云“河清难得,人代几何?击壤之懽,良有以也。”则表明当时的人们对击壤喜爱有加。逮及宋代,关于“击壤”的记述遍陈文学作品。如司马光之《皇帝合春帖子词》“盛德方迎木,柔风渐布和。省耕将效驾,击壤已闻歌。”范成大之《插秧》“谁知细细青青草,中有丰年击壤声。”不过,宋代击壤的方式,有了一些变化,“赛具”由木制变成砖瓦。明·杨慎《丹铅余录·卷九》有这样的记载:“宋世寒食有抛堶之戏,儿童飞瓦石之戏,今之打瓦也。”“堶”音“tuó”,就是“砖瓦块”。宋代《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五《掷砖》条引《艺经》说:“以砖二枚,长七寸,相去三十步立为标,各以一枚方圆一尺掷之。主人持筹随多少,甲先掷破则得筹,乙后破则夺先破者。”这种游戏有一定的技巧性,只有瞄得准,力量得当,才能击中目标。

    宋·梅尧臣在《依韵和禁烟》中说:“窈窕踏歌相把诀,轻浮赌胜各飞堶”。宋·张侃也在《代吴儿作小至后九九诗八解》中也提到了抛堶的游戏,诗云:“五五三三抛堶忙,柳丝深处映陂塘。”可见,类似击壤的“抛堶”“飞堶”游戏在当时的儿童中已颇为流行。

    其实,这种掷砖游戏,我儿时也经常玩。那时,我们院子里的几个男孩经常在空旷处立一块砖,然后在不远处的地上画一条线,每人手持一块半头砖,瞄准那块矗立的砖进行抛掷,打中者为赢。为了增加游戏的兴致,我们每人每次都要在矗立的砖上放几枚小铁钉,击中者就把散落在地上的钉子收为己有。孩子们常为几枚铁钉打架,玩的愉快时废寝忘食,手上脸上污迹斑斑。

    在舅舅家得胜堡,孩子们也玩类似的游戏,称之为“打岗”。“打岗”多为男孩子玩耍。玩前,先找数块大小不等的砖块摆成一阵,最中间置一块大砖头,称为“受罪岗”,两侧稍小的砖头,为“判官”和“打手”,“受罪岗”后面砖块最小。叫“阎王”,整个阵势最前面的一块砖头为“打鸣岗”。距离阵势十余米处画一条线,玩伴们就站在这条线上用手中的半头转按次序掷击前面的目标。若击中“受罪岗”,则为“受罪者”。击中“阎王岗”的就是阎王爷,可以命令“打手”对“受罪者”施行各种惩罚。击中“判官”的,可以对“阎王”下达的命令进行“加罚”或者“减罚”。击中“打鸣岗”的,则可以在惩罚过程中,以模仿公鸡打鸣的方式结束对“受罪者”的惩罚。惩罚的方式也有好几种,诸如弹脑瓜(就是拇指和中指曲叠绷紧,弹击对方脑门)、吃烧山药(以拳头抵住对方后脑勺,逆着头发向上推)、压杠(受罪者趴在地上,一腿曲叠置于另一腿膝关节内侧,由“打手”将伸直的那条腿握住,用力回压)等等。如今想起来,我那时候最怕的就是吃“三猴”的“烧山药”。那个枪崩货握起的拳头关节横露,抵住后脑勺,还没有往上推,我就两眼含泪了。

    还有一种更复古的击壤,上世纪中叶依然在大同城里流行,名曰“打𤗿”。

    “打𤗿”多为年龄稍长些孩童玩耍的游戏。玩前地上置一曲柳棒,曰“𤗿”。于七八米远处划一横线,玩者按两人一组,每人手持一根木棒,站在横线上,先由一人投掷木棒,将地上的“𤗿”击离地面,另一人随即以手中木棒向“𤗿”击去,“𤗿”被击最远的那一组获胜。

    那时,日头一昳西,后生们就聚至当街,张罗的打“𤗿”。游戏者将一根短木棒立在地上,手持另一根短木棒远远击之,谁先击倒谁赢。“打𤗿”和保龄球已非常相似了,我见过但没玩过。

    𤗿,《汉语大字典》注音tǎi,《集韵》坦亥切,上海透。《集韵·海韵》解释说:“𤗿,吴人谓逆剡木曰𤗿。”《汉语大字典》解释说:“𤗿,从下端向上削木。”此为此字本义。《五方元音》解释说:“𤗿,逆剡木也。又小儿投击木片以赌输赢者。”蒲松龄《日用俗字·赌博》中有:“闲放风筝没点事,踢毬打𤗿亦逍遥。”

    在中国古代的贵族中还有一种“投壶”的游戏,和飞镖游戏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比掷砖、打瓦、击棒壤要高雅多了。

    明清时期,击壤游戏实存名亡。尽管人们不叫它“击壤”,但类似击壤的投掷游戏更加丰富多彩。

    清时的“打柭柭”,又被称为“打尜尜”。“尜”是一种两头尖、中间大,形似梭子的木棒,也叫做尜儿。“打尜尜”在清代流行较广,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载有当时的童谣:“杨柳青,放空钟。杨柳活,抽陀螺。杨柳发,打尜尜。”其具体活动形式与上述“打柭柭”“打板”类似,所不同的是负者需大声呼“祓……”,边呼边跑,一口气把胜者击出的短木棒拾回来。这种游戏,不仅可锻炼敏感的击敲技能,而且也能锻炼奔跑的能力。它较投掷木块或砖瓦要复杂些,而且更有兴趣。

    由于地域各异,明清时期人们对击壤这种游戏的叫法五花八门。除了“打柭柭”“打尜尜”“打板”之外,有的地方还叫“打瓦”,满族人谓“打得栲”,北方则叫“打瓦块”,而南方人直呼“栲棒”。

    纵观击壤几千年的发展,其原有的本质特性依然传承下来。游戏器具不管是木制的、砖瓦制的,形状或如鞋底(履)、纺棰的“尜”,都属击壤游戏的传承。

    我常常想,虽然棒球、保龄球更有趣味性、竞技性,但击壤无疑是它们的老祖宗,它们不过是击壤进化的最新版本。

    击壤源于原始时期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在远古时代的狩猎生产中,人类会用土块、石块、木棒投击猎物;在原始的部落战争中,这种投击也成为作战技能。为了投击得更准确,平时便要练习。后来,狩猎、作战工具得到改进,有了弹弓和弓箭,不再依靠土块、石块、木棒掷击野兽,这种投击练习便演变成了一种游戏。也有人根据《高士传》关于“壤父击壤”的描写,认为击壤与投壶相似,本是士大夫的一种休闲习艺方式,因具有较强的娱乐性,遂逐渐流向民间,并改变了活动形式。

    也有人认为击壤曾是一种宗教活动。认为击壤的源头可能是一种生产巫术,或是一种预测秋成的占卜形式。还有人更具体地认为,击壤最初是从事农作的初民借以谢土报社的俗信活动,蕴含在游戏外表中的内核是对土地神的膜拜。以《高士传》的描述看,虽然没有直接言及亲土祭神之事,但“壤父”所唱歌辞与农事兴作饮食相关,并与击壤动作相配,应当是奉献土地神的祝颂。正如《诗经·小雅·甫田》中关于“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的描写一样,击壤和击鼓都用娱乐的方式祭奉土地,是一种动态的乐神行为。由于这种俗信活动所具有的欢怡气氛,决定它由娱神向娱人的方向转化,最终形成为一种季节性游戏,并在传习过程中逐渐淡化掉俗信的成分。

    在我国上古文献中,屡有“尧民击壤”的记载,历代书籍转述不绝,诗文则更多征引。清人沈德潜所编《古诗源》,赫然将《击壤歌》列于卷首,视为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古的一首诗。沈注释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关于“尧民击壤”的故事,后世一般多引述的是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和《高士传》中的记载。两书所载大同小异,《高士传》曰:“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翻译成雁北话就是:“少寡逼哇,额阳婆出来就起炕下地受,阳婆落了才回家歇息,喝水靠打井,吃粮凭种地,跟尧的恩德有毬的关系!”

    这是关于击壤活动的最早记载。可见,击壤这项古老的投掷游戏,距今至少有四千年的历史。

    现在的社会高度发达。闹市中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生活节奏紧张、游戏种类丰富多彩。击壤这种农业社会的游戏,早已成为历史。除了历史学家、考古人员,多数人闻之犹如痴人说梦了。



    后记:

    打尜(音gá)是一种北方流行的民间游戏,用长约10厘米,直径4厘米左右的木棍,将两头削尖。就做好了一个尜,在地下画一个方框,将尜放进框里,再用一根木棍(或刀型木板)去敲击尜的头。使尜弹起,然后迅速将尜打向远处。另一个人去捡这个尜向框里扔,以此循环。

    打尜的团体玩法和现在的垒球差不多,攻、守方是由各方派出的代表击尜的远近来确定。只是没有垒球中投球手的角色,而是守方击尜手(轮流击尜)用木刀将尜剁起再用木刀迅速将尜击向远方。如果尜被对方接住这场比赛就输掉了。

    一般A方根据打出去的距离要多少步,B方就派人出来跑步测量,如果量过来,A方此次失败;如果量不过来,A方所要步数计入A方成绩。AB双方机会均等,一轮下来比较所得步数多着为胜。

    宁夏、西宁和海东等地把尜叫“梭儿”;开封叫“苏”;西安叫“嗖儿”,这些都是尜的别名,应该是同一个字的不同方言音。不过,我以为,按尜的形状来看,这个字写作“梭”最合适。再大胆猜想一下,《帝京景物略》里说的“打柭柭”“打柭儿”,说不定本来就是“打梭梭”“打梭儿”,因为字形相近而混淆了。

    “两头小来中间大,枣木疙瘩名叫尜。搁在地上用棒打,打起小头再打大。……”直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打尜仍是孩童常玩的游戏之一。

    “尜”字最早收录在《字汇补·寅集·小部》中。《字汇补》,清初吴任臣编,康熙五年刊。收的大多是俗字、异体字。刘侗写《帝京景物略》时,可能还没有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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