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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一块钱可以买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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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1 08:25: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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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团队作家

    来源 | 朝文社(ID:ailishi777)

    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历史提问

    六十年代,一块钱可以买到什么?

    答:说起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块钱人民币的“强大购买力”,中国乒乓球传奇名将李振恃,就有刻骨铭心的记忆。1962年,这位未来的世乒赛冠军只有十三岁,全家人在上海就靠母亲一人的工资维持生活。为了能买一副新球拍,他和哥哥想方设法攒下了一元钱。母亲吃惊地问“哪来的钱”,小李振恃一句话就叫母亲流泪了:“我们俩(李振恃与哥哥)一个星期没吃菜,把菜钱省下来了。”

    一元钱,就是当时两个正长身体饭量奇大的“半大小子”,一个星期的菜钱。

   

    以作家陈煜的考证,同样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当时青年男女结婚的聘金,通常只要4元钱。倘若在农村呢?要参加农村的婚宴,吃一顿有白菜猪肉的“半荤素酒席”。“礼金”往往是四钱就可以,能出到一两元礼金的,就是当地的有钱人。一块钱在这类场合,分量真是很重。

    而要看看当时的物价水平,就更可知一块钱有多重要:在1961年的郑州,精粉两毛六一斤,标粉一毛七一斤,精米两毛钱一斤,小米一毛钱一斤,花生油一斤六毛九,猪肉一斤八毛四。而在1961年的天津,牛肉价格七毛钱一斤,羊肉价格七毛六一斤。到了1965年的郑州,黄瓜每斤四分钱左右,大葱每斤六分半,1964年的天津,鲫鱼每斤四毛钱,大白米虾一斤二,海蟹一斤三毛五。这些价格,就是当时全国物价的缩影。

    以这物价水平看,手里拿着一块钱逛一圈,理论上真能豪气买买买。“六十年代东西便宜”的景象,也令不少年轻朋友们憧憬。但问题是,这一块钱,当时真这么好拿?

   

    同样说一块钱的购买力,还得看看当时的工资。以《中国统计年鉴》的记载,1960年时,中国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们,平均年工资只有528元,每月也就44元。这,都还算是当时的“高收入”家庭。浙江省档案馆的统计,1960年代临平石料厂的职工工资,也就是29元,闲林钢铁厂的工人,月工资大多在15至30元。农村的收入更低,1959年中国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才69元,之后几年增长到90元左右。

    这个收入水平,即使对比看上去很“便宜”的物价,也真是不富裕。特别是在当时的农村,一块钱,更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

    而且,即使是在六十年代,也并非所有的物品都“便宜”。比如鸡蛋,1961年郑州的鸡蛋价格,就是一块一毛八一斤。比比今天确实“便宜”,但放在当时,李振恃哥俩一个星期的菜钱,还买不来一斤鸡蛋。那时鸡蛋的金贵程度,也正如作家梁晓声在其反映六十年代东北城市生活的名作《年轮》里,城里赶车老头的叹息:“我都忘了鸡蛋是圆的还是方的了”。

    那个时代,就算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能吃上一个鸡蛋,都算是绝对幸福的时刻。

   

    工业品的价格,那时更是不菲,典型自行车。像“永久”“凤凰”“飞鸽”等名牌自行车,价格长期保持在一百二十元以上,相当于“国企职工”三个月工资。婚礼上如果能有几辆自行车(大多是借)来接新娘,那就是乘豪车的感觉。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六十年代小伙子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飞跑的一幕,基本都是有钱人家的“专享”。

    至于当时与自行车并称为“三大件”的手表与缝纫机,那自然也是价格不菲:1964年的“五一牌”全钢手表,每只零售价格70元。1965年的“上海防震表”,零售价120元。1963年一台斗卧式缝纫机的零售价格,高达140元。每一样放当时,都让人有“工资不够花”之感。谁家结婚时能把“三大件”全凑齐?那就是标准的土豪。

    穿衣的成本,那也是不小,布料棉料衣料在当时,都是紧俏物资。在1960年代的天津,一件“涤棉卡其男制服上衣”要卖19元,一条“涤棉卡其男制服裤子”卖14元。上下一“配齐”,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就出去了。所以那时的工薪家庭,“买衣服”真是难得的奢侈事。就算“过年穿新衣服”,也多是自己买料子做。至于平时?那真是“缝缝补补又三年”。

   

    比如1962年,李振恃刚走上乒乓球道路时,除了“省一个星期菜钱”买球拍外,母亲还把家里的大衣卖了,给李振恃哥俩各买了一双球鞋,外加一块海绵和一个球网,总共花了十块钱。这就是“妈妈给李振恃打球的全部支出”。也正因如此,那一双球鞋李振恃穿了三年,补了七块补丁,哪怕后来因为长身体穿不下去,“还舍不得扔”。

    还有一些今天司空见惯的日常用品,放在当时,都是“天价奢侈品”:比如糖果,在1960年代的天津,一级白砂糖要八毛八一斤,红杏软糖两块七一斤。要知道,当时北京条件较好的工薪家庭换煤气,一罐煤气价格也不过两块七,相当于一斤红杏软糖的零售价。同时期的上海人结婚,男方如果能用两三斤糖做聘礼,也是非常有面儿。

    还有塑料制品。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常把“塑料”叫做“化学”,以体现其高大上地,价格当然也高。1963年时,一只“化学肥皂盒”(塑料肥皂盒)要卖七毛五,相当于一斤羊肉。一双“化学凉鞋”(塑料凉鞋)零售价两块五,一只“化学梳子”也要卖三毛三。对于那时的普通城乡家庭来说,这类“便宜货”,轻易不敢买。

    更重要的是,就算在六十年代,手里有大把的钞票,可如果手里“只有钞票”,那恐怕也是什么都买不成。因为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就是凭票供应。

   

    在那个物资无比紧缺的年代里,国人的日常消费,都是有“定量”。比如北京市的居民们,除了买粮要用粮票外,买副食品就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能买2两食糖和一斤盐。还能凭油票每月买三两食用油。每户每月还可以买半斤稀黄酱。上海市在六十年代初时,发放的各类票证,更在五十种以上。比起这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来,其他地方的“凭票供应”,当然也更加严格。

    放在整个六十年代里,买粮买肉买油都需要“粮票”“肉票”“油票”,另外还有“工业券”,购买毛巾毛毯电池铁锅暖水壶雨伞等日用品,都是“凭券”。以一些经历过六十年代生活的“老北京”的话说,那时“并不是没钱,而是有钱买不到东西。”

    而在各种票证里,那时最让中国家庭牵肠挂肚的,当属“粮票”。作家马其德的小说《命独如我》里就有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河南农村,男主人公的大哥带着五块钱走进县食堂,豪气要“给俺端两碗汤,拿四个馍”。接着就被食堂经理一声怼:“馍要粮票,汤不要粮票,有粮票吗?”没粮票?怀里的钱再多,也只能喝口汤。

    放在当时的北京,六十年代初吃一碗大米饭,就要四两粮票加八分钱。一个烧饼也要二两粮票加四分钱。至于买价格不菲的点心饼干?没粮票钱再多也买不了。看着“便宜”的东西,没粮票真吃不到。

   

    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家庭来说,钱固然重要,但粮票才是命根子。同样是以作家陈煜的统计,1961年一斤北京市粮票的“黑市价”,就高达3元钱。一斤全国粮票的黑市价更到了4元钱。就这还有价无市,看似“能买很多东西”的一元钱,比起“一斤粮票”来,显然逊色太多。一张小小的粮票,关乎的就是全家人的温饱。

    六十年代“一块钱能买什么”的话题,牵动的不只是这样一段生活记忆,更足以让我们看到新中国发展史上,曾经的艰辛历程。与其去羡慕那并不遥远的半个多世纪前,那看似“便宜”的物价,不如,好好珍惜眼前岁月静好的时光。

    参考资料:陈煜《中国生活记忆之60年代》、朱玉《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精简城镇人口问题研究》、张挺《李振恃走过的路》、《天津物价志》、《郑州物价志》、马其德《命独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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