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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玩“自媒体”要被流放50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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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9 09:26: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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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朝中大臣蔡京的权势不断扩大,其擅权误国的罪恶行径引起公愤。此时,京城地区久旱不雨,天空中出现彗星。大臣们借天灾异象之机群起弹劾蔡京,宋徽宗心怀顾忌,将其逐出京师,以平民愤,以消灾祸。

    大老虎落马,百姓拍手称快。为了满足舆论需求,某小报假冒宋徽宗的口气发布了一则斥骂蔡京的“圣旨”,说蔡京“公行狡诈,行迹谄谀,内外不仁,上下无检”。造谣称,蔡京的腐败团伙已经被一举歼灭,不仅如此,还代表宋徽宗“自我批评”了一番,“不察所为,朕之过也”。

    小报的胆子之大,让宋徽宗和蔡京都没料到。蔡京被惹毛了,但又无计可施,连续开了几天会来澄清,方才草草了事。

    处于封建经济文化发展高峰的宋代,“饱暖思八卦”的人们对娱乐生活的追求空前,因而,一些不怕事大的狗仔队和小报应运而生,官员为之头疼,想出了不少办法来管控,但收效甚微。

    伪造圣旨,皇上也没辙

    如果穿越回宋代末年,在大户人家里,一般可以找到两种不同的“报纸”。一份叫做邸报或朝报,这类报纸根据“进奏院状报”的内容传抄,相当于官媒。而另一种报纸就比较奇特,颇似当下的部分自媒体,专门刊登皇帝重臣的风流韵事,以及街头名人的八卦轶事等吸引人眼球的内容。

   

    后面那种小报,由进奏官和中下级官吏秘密经营,他们利用公职,把朝报没有发表和不准备发表的敏感消息,或是奏章中未曾实施的事,抢先用小纸书写,飞报远近,高价出售

    小报不受朝廷审核和管控,全靠增加发行量挣钱。为此,老板们招聘了大量狗仔定时蹲点,有的专门找太监宫女打听皇帝和嫔妃的情感纠纷,有的专门打听官员的私生活和监狱里面案件的进展。

    被小报搞得灰头土脸的大人物,不止蔡京。宋代的理学家朱熹曾官至浙东巡抚,还给宋宁宗当过老师。靠着做教辅资料起家的朱熹,虽曾是媒体业的同行,但被小报盯上了,也只能认栽。

    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玩侮朝廷”“为害风教”等十大罪状,说他诱引尼姑二人为宠妾,还带着她们逛街;朱老爷子私生活不检点,儿媳妇在丈夫死后怀上了孕。

    这些罪状说不清是真相还是政敌的诬告,朱熹反正被弄得够呛,被斥之为“伪学魁首”,甚至有人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朱熹最后也在“庆元党禁”中郁郁而终,那是后话。当时,狗仔队赶紧添油加醋地炮制朱熹儿媳“不夫而孕”的“新闻”,并立即放出第二弹重磅报道,说他跟政敌唐仲友争风吃醋,诬陷才女严蕊与唐仲友。还说朱熹在台州做官时,就看中了才貌双全的营妓严蕊,后来办理严蕊与唐仲友的案子时虐待严蕊,是因为爱之深痛之切。有现代学者考证,有关严蕊的生平多来自民间小说、小报,在朱熹与唐仲友的冲突中冒出来的严蕊,极有可能是杜撰出来的人物。

    小报影响力太大,又涉及宫廷秘闻和朝中要员,政府开始严打。一名叫周麟之的官员专门写了一篇《论禁小报》的论文,说“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应该“严立罪赏,痛行禁止”。然而,并没有什么用。蔡京被小报阴过之后,朝廷曾悬赏500贯调查是谁伪造圣旨,结果不了了之。哪怕南宋规定凡是私下看“小报”者流放500里,告发别人看“小报”者赏钱200贯,也没有能阻止小报的畅销。

    作为官方舆论工具的邸报和朝报,多受限禁,不能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特别是在南宋时局紧张的形势下,邸报受到的限制更多。舆论钳制之下,打破官方新闻限禁的小报自然进化成了打不死的小强。

    不仅如此,这些小报越禁越来劲,当时有官员上书宋高宗斩杀尚手握大权的秦桧。官媒哪敢报这样的猛料,小报却照登不误。可见,小报多少摸透了民心民意。至到宋元鼎革,小报才迎来冬天。

    小报也有大作为

    到了清朝,“自媒体”乱成了一团,但为什么朝廷不管管?早在顺治初年,类似小报的媒介已相当活跃,致使朝廷不得不明令禁止。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二十六日上谕:“内外大小衙门日一应题奏本章,非经奉旨下部,不许擅以揭帖先行发钞。”这里所谓的“揭帖”便是传递朝政新闻的小报。

    康熙时代的一份邸报中,不避讳暴露清廷刑监机构贪渎违法内幕的新闻,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获凌迟死罪的两江总督噶礼收买监绞官试图逃生的细节。

   

    小报作为溢出体制之外的信息手段,自南宋衰亡后,在清初获得了“第二春”,连皇帝都对它习以为常,不时叮嘱臣子莫信小报。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帝在批复闽浙总督满保的奏折中就曾提醒:“福建地方甚为遥远,各省假报甚多。”几年后再次嘱托:“西路用兵之际,若胡乱张扬,写小报传谕,务必写给朕览。”虽然小报带来了困扰,但统治者认为还不至于对其大动干戈。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清政府在文化政策方面以施行“文字狱”而备受诟病,为何反而对造谣生事的小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学者认为,清代的文字狱是文化身份合法化理性追求的必然结果,它不像北宋那样由体制内不同派系互相倾轧所致,也不同于明王朝由皇帝个人好厌所决定,它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伦理认同的同时实施法律镇制,对象更多的是汉族士人、官宦群体,对于民间身份不明的八卦小报,往往疏于管控。

    到清末,光绪皇帝下谕康有为督办官报,曰:“报馆的设立,目的在于阐明国家大计。”这时,碍于与西方国家的博弈,清政府还没弄明白怎样管理自媒体,但在上海、香港,被西方国家领事馆、财阀护佑的报纸早已呈爆炸式增长,比如《申报》就是由外国人创办的。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考虑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为报刊立法树规。没想到,负责制定《大清报律》的康有为因政变流亡国外。

    直到1906年之后,《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等律条姗姗而来,几乎照搬了西方近代新闻法,哪里还管得住如日中天的各路“自媒体”?“苏报案”一时引起震动,邹容的《革命军》随之传遍大江南北,小报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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