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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不得残疾人卖艺,是一座城市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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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5 08:41: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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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像这种人在大街上,影响形象!”

    句中的“这种人”,指的是一位在重庆街头卖艺的残障老大爷,而说出这句话的,是最近身处风口浪尖的城管人员。

    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着一段城管驱逐残疾卖艺人的视频,视频中的内容让看过的网友瞠目结舌。但不同的是,此次引发公众情绪的不是“暴力执法”的片段,而是一段路人和城管的对话。

    视频中一位路见不平的路人质问城管,这个出来拉二胡卖艺的残疾人,是传承文化影响了我们的形象,还是作为一个残疾人影响了我们的形象。

    满口“这种人”,歧视之情溢于言表。/@新京报

    城管倒是毫不避讳,直接指出驱逐的原因就是“选址不对”,“前面就是渝州宾馆,专门有那个外国人跑到这里来。”

    老外的幸福,就在于处处有人替他们着想。

    奈何这位路人没有被这荒谬的逻辑带跑偏,直怼城管:“外国人跑到这里来,看到残疾人拉二胡会影响我们的形象吗?他如果看到残疾人来拉二胡却被城管赶走,这才是影响我们的形象。”

    短短数语,振聋发聩。

    学者于建嵘说:“对待社会底层人群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高度。”

    每次面对中国超过八千万的残疾人数字,都忍不住疑惑:他们,都在哪里呢?

   

    中国的残疾人都去哪儿了?/图虫创意

    驱赶卖艺求生的残疾人,

    这就是一种恶。

    比起其他健全人来说,中国这八千多万的残障人士是相对“沉默”的。

    据《2018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在中国持有残疾人证的人中,仅有948.4万人已就业。

    可以想见,他们能进入的行业大多也是按摩、保洁等技术层次较低的岗位。一部分无法获得体面工作的残疾人,就走上了街头。

    据一项调查显示,在杭州的街头艺人中,有30%的从业原因是暂时遭遇了经济窘困,55%是出于兴趣爱好和谋生需求,剩下的15%则是为了追求梦想。

    他们之中,有八成表示自己曾被城管驱赶。就如视频中的重庆老人,一没占道,二没扰民,不偷不抢凭本事赚钱,却只因为“可能会被外国人看见,影响城市形象”,就被城管勒令离开。

    在城市管理者眼中,街头艺人是城市的牛皮癣,一概驱逐才能还城市清明。却不曾想,粗暴驱逐不仅砸了街头艺人的饭碗,也阻断了他们的梦想。

   

    盲人如果不做按摩师傅,还能做什么?/《推拿》

    中国没有街头文化,和街头艺人的交情自然也很浅。

    文学作品中,街头艺人往往自由烂漫,卖艺行为也是潇洒不羁,然而现实生活往往不是如此。

    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大哥,背着扩音设备,穿梭于市中心拥挤的人潮中,不顾你眼神中的不耐烦,硬要凑上前来为你弹唱一首《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这可能是很多人脑海中对于“街头艺人”最直接的印象。

    目前街头艺人尚未被有效管理,市面上鱼龙混杂,其中不乏身份不明和滥竽充数者。

    很多时候,他们不但扰民,还会造成交通堵塞、民众纠纷等问题,更有甚者,借卖艺之名,行乞讨之实。对于这部分“街头艺人”,城管理应介入管理。

   

    更多的人只是想不劳而获。/图虫创意

    然而,对于流动卖艺行为,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因为它自古以来就是传承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途径。

    无论是陆游诗中“斜阳古柳赵家庄”里的“负鼓盲翁”,还是曹禺先生描写旧时代老天桥上“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的市井喧嚣,街头艺人一直和市井文化紧密相连。

    时间再推近些,马三立、侯宝林等相声大师,最早也是从街头、庙会中磨练出自己精湛的表演技艺,后来才有机会走入剧场、戏院之中。

   

    老北京老天桥,侯宝林曾在此说相声。

    无论是草根文化,还是高雅艺术,很多都孕育于街头。街头就是孕育文化的土壤,民众就是养料。

    在促进文化发展的同时,街头艺术无形之中也为一座城市“赋魅”。

    《十日谈》中寂寞的思春者总是趴在阳台上,脚下的街道承载起她的爱欲;而到现代诗人卞之琳的诗句中,“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街道又成为相对关系中隐形的背景书写。

    新周刊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街道重新界定了城市的格调和精神气质,令其数百年积累起来的公共性,被稀释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诉求。”

    街头艺人和城管之间的矛盾,也就成为个人生存权利和公共价值之间的博弈。

    残疾人作为街头艺人中最特殊的那部分,一直遭受着诸多非议,“有碍观瞻”成为他们公开露面的原罪。但一座棱角柔软、多元包容的城市,本该给他们提供更多生存的空间。

    正如《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说:“仅把城市空间当作过道,是城市规划者最大的悲哀,因为这完全遮蔽了街道作为城市空间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

   

    街头艺人是城市的“精神治疗师”。/《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

    中国城市,如何自我管理。

    虽然近年来城管一直是全民吐槽的对象,但不可否认,我们不能没有城管。

    中国城市管理协会前会长罗亚蒙曾说:“只要城管放假一周,彻底放开,许多城市地段都将陷入车难行、人难走、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瘫痪、半瘫痪状态,大多数市民都将无法正常工作生活。”

    城管是城市规划建设的神经末梢,他们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转速。

    但近年来,由于暴力执法和临时工等问题,城管和民众之间始终无法交心。

    3月27日,广东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一名外卖骑手因违规骑车,被数名城管拽着拖车。视频中,外卖小哥趴在车上哀叫连连,目击者上前劝阻,却遭城管殴打。

   

    4月29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数名城管在巡查项目过程中和施工人员产生矛盾,不出示相关证件,驾驶无牌照执法车堵住工地门,当工程师拿出手机拍摄时,城管还上前挟制住他的脖子、将其摔倒在地。

    5月7日,融水执法局在政府网站上发布“情况说明”,表示会对发生拉扯行为的执法人员进行批评教育,但未提及无牌照执法车、堵门等现象。

    更近的6月5日,河北枣强县一处商厦旁,3名城管执法人员与一位售卖气球的老人发生冲突,将其制服,在老人倒地后仍然拳脚相加。

    但这次,这些城管的下场就没那么幸运了——中队长杨某被免职,3名涉事城管队员被停职调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城管都是这么粗暴凶猛。有城管暴力执法,势必也存在着商贩暴力抗法。但每次类似的新闻出现,民众总是偏向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这值得管理者们反思。

    城管,真的不会城市管理吗?想必我们不能如此轻断。

    城管这一职业自诞生以来,其执法权限、执法依据、执法方式就存在着很多限制。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各地以专门法律授权的形式,授予地方政府城市管理的职能,这造成城管部门权责不清、多头执法、执法扰民等问题。

   

    广州市的城管执法队员。/wiki

    虽然只是执法辅助人员,但城管需要管辖的事物却十分庞杂,执法人员常年不足。无奈之下,各地只能招收一些没有编制的临时工、协管员。

    早年间,这些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临时工屡屡因为暴力执法引发众怒,直到如今,每当城管的负面新闻一出,都有人下意识地调侃道:“别问,问就是临时工做的。”

    为挽回公众形象,各地城管兴起文明执法的新形式,比如“眼神执法”“举牌执法”“敬礼执法”,但面对天生弱势的街头艺人、小贩,这种方式显然只能起到一时效果,不能根治问题。

   

    眼神执法,指的是一种用“沉默”战术迫使违规小摊贩自行离开的执法手段。/老男人

    街头艺人,不能只靠城管来管

    街头艺人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文化精神。如何管理街头艺人,体现着城市管理者的宽容和智慧。

    在国内,街头艺人常被贴上“社会底层”的标签,成为主流秩序的破坏者。但在国外,街头艺人却被视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接受专业的管理。

    目前全球已有十几个国家出台街头艺人管理的相关法案,要想成为街头艺人,你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核,接受全方位的管理。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街头艺人必须参加市政府定期举办的考核,只有获得专业评委认可,才能执证上岗。

   

    马德里的一位街头艺人。/unsplash

    市政府还对表演区域和时段进行严格限制,具体到表演摊位之间的直线距离必须少于多少米、午休时间不得“开工”等等。一旦违反规定,街头艺人就会面临最高750欧元的罚款和没收设备的惩罚。

    政府通过此类管理措施将有真才实学的街头艺人和打着“街头艺人”幌子的乞讨者区分开来。对于后者,政府也会通过补贴的方式为他们提供免费午餐。

    2013年,为维护市民免受噪音污染,捷克首都市政府下令禁止街头艺人在17个市中心地区表演,同时限制表演人数和时间。

   

    街头艺人需要适当管理。/图虫创意

    在街头文化独具特色的中国台湾地区,街头艺人同样需要持证上岗,且街头艺人执照甚至比律师证还难考。

    无论是健全人,还是残障人士,在考核时都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曾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台湾残疾歌手张玉霞,就曾接受严格的考试,才成为台北第一批拿到执照的街头艺人之一。

   

    在《中国好声音》巅峰时刻的颁奖典礼中,张玉霞获得了“心灵的歌者”奖。

    街头艺人在拿到执照之后,还必须遵守《环境噪音管制法》《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等相关规定,一旦违反,就会被撤销执照或者终止街头艺人生涯。

    在中国大陆,街头艺人的管理则更加复杂和困难。

    2004年,上海市政协委员罗怀臻首次提出有关“街头艺人合法化”的议案,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就此召开专题论证会。

    “现场一下子来了十多家相关单位,涉及文化稽查、文化管理、城市管理、市容管理、公安、交通、税收等多个职能领域。”罗怀臻表示,“那时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注定要走很长的路了。”

    十年后,上海终于破冰,成为大陆地区首个从法规层面认可街头艺人的省级行政单位。深圳紧跟其上,也开始对街头艺人进行考核和管理。

   

    上海首批被认证的街头艺人,只有8名。/CNSTV

    但“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的规定也引发社会上很多争议。

    《中国青年报》的肖华认为职业资格准入本质上是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也会压抑城市的活力。

    《人民代表报》发表评论,阐述“自由的空间,才是艺术蓬勃发展的土壤”。“政府规范街头表演的方向应该是划定红线,如禁止大功率音像器材,而不是设立准入门槛,进行行政审批。”

    余秋雨曾说:“一个城市的成就,不完全看它接待了多少高贵的客人,还要看它接待了多少精神流浪者。”

    街头艺人下一步该往何处走,很显然,如今这个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城管部门能够解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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