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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阙里孔庙祭祀的双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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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 08:54: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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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勇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儒家学说成为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此后,孔子地位逐渐抬升,祭孔仪典日益完备,祭祀孔子被列入国家祭祀的重要一环,展现出鲜明的官方性格。然而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孔子作为孔氏家族的始祖,在其逝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祭孔只限于家祭层面,范围相对有限,仪制亦较疏略,远不能与后世同日而语。祭孔的这种官、私双重特性,贯穿于孔子诞生地——“阙里”孔庙的祭孔仪典和实践之中,形成了中国古代礼制史上的一个特殊案例。

  通常所说的孔庙,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京师孔庙、地方文庙和孔氏家庙。前两者遵从庙学一体的原则,分别与京师太学和地方府、州、县学并置而建,承载了官方宣扬统治意识和基层教化等功能。就孔氏家庙而言,一般专指曲阜阙里孔庙和衢州南宗孔氏家庙,其他流寓各地的孔氏支派宗祠不包括在内。

  阙里孔庙的原初形态,本为孔子逝后,子孙后代因宅立庙,祗奉先祖之所。但随着历代不断加恩彰显,孔庙规制和祭孔祀典逐次完备,历史上曾有数位帝王临谒阙里,遣官祭孔亦成常态,使得阙里孔庙超越了作为家庙的单一功能,而兼具官、私两重意义。由此便不难理解,阙里祭孔的仪式也非其他地方可比。康熙二十九年(1690)二月上丁,按察使司佥事任塾致祭阙里孔庙,事后作碑记道:“惟我夫子,则每岁春、秋二仲,自京师太学,以逮天下郡邑之庠序,声教所通,无不崇祀。而在阙里之庙,则我夫子钟灵之地,车服礼器在焉。每岁制为四祭……视他郡国更为严重。”(骆承烈汇编:《石头上的儒家文献——曲阜碑文录》)

  上引论述,均反映出阙里孔庙的独特性:既带有坐落孔子故里的光环,也在于它是孔氏家祭和国家祭祀的汇聚之区,所谓“阙里实道化之攸始,庙庭耸天下之具瞻,报祀孔殷,礼乐夙备”(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三十九)。在漫长的孔子祭祀历史上,从皇帝到官僚,从文人儒生到孔氏后裔,各类不同身份的人群,带着各自的用意和诉求,纷纷进入阙里孔庙,拜孔、祭孔,使之成为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条重要线索。

  皇帝亲祭阙里孔庙,乃是官方祭孔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计有西汉高帝,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圣祖康熙帝、高宗乾隆帝等多位皇帝亲自前往阙里祭孔。有清一代,康熙、乾隆二帝先后多次亲祭阙里孔庙,仪制之重,频次之密,均为其他朝代所不及。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圣祖在南巡回銮途中,驻跸曲阜,亲自祭孔,出发点即是:“阙里为圣人之域,秉礼之邦,朕临幸鲁地,致祭先师,正以阐扬文教,振起儒风。”(《康熙起居注》第二册)为此,康熙帝把原拟定的“二跪九叩”礼改为“三跪九叩”礼,辅以封赏孔氏后裔、赐留曲柄黄盖等一系列举措,昭示出对此次亲祭阙里孔庙的格外重视。乾隆一朝,高宗先后八次亲临阙里祭孔,为历史之最。

  除了清帝亲至阙里孔庙祭孔,清廷还频频遣官致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遣祭”或曰“祭告”。以康乾时期为例,比较重要的几次遣祭活动如:康熙三十二年,阙里孔庙修葺告成,遣皇子往祭,行礼杏坛。雍正二年(1724),阙里孔庙遭雷击毁,遣官至曲阜祭慰,敕大臣重建,八年庙成时特诏皇五子往祭。(赵尔巽:《清史稿》卷八十四)乾隆一朝,遣祭阙里孔庙之举更为频繁,尤其在平准、平回、平两金川等武事相继告捷,奠定“大一统”版图的过程中,均能看到清廷频频遣祭阙里,竖石立碑,贯注了文治与武功并重、内地与边疆一体的深刻意蕴。

  今日所见阙里孔庙的规模和建制,大致最后定型于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前后共九进院落,主要建筑包括:五殿(大成殿、寝殿、圣迹殿、启圣殿、启圣寝殿)、一阁(奎文阁)、一祠(崇圣祠)、两庑(东庑和西庑)、一坛(杏坛)、两堂(诗礼堂和金丝堂)、十三碑亭、五十三座门坊等。大成殿供奉的孔子,无论皇帝亲祭抑或遣官致祭,均是官方祭孔时最重要的对象。其他如启圣祠(祀孔子之父叔梁纥)、崇圣祠(祀孔子五代先祖)、两庑(供奉历代从祀的先贤先儒)等,则多由官员分献,亦是阙里祭孔仪典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上述建筑,处处透漏出阙里孔庙作为官方祭祀空间的鲜明特点。例如,大成殿用九间极数建制,覆以黄瓦,孔子亦以天子冕服加身,俨若帝王之尊;包括孔子父母在内的先世五代,都被加封王爵。但在孔庙的东路,另有多处建筑,承载着与官方祭孔不一样的功能,最为特殊者便是孔氏家庙。

  阙里孔庙内的孔氏家庙,奉祀对象历代不尽相同。明成化十九年(1483)重修阙里孔庙的资料显示:“(奎文阁)其左为家庙:正门一间,南向;正庙五间,中以先圣为始祖,左、右二祧庙则二世、三世也。二昭二穆,东西向,则宗子之高、曾、祖、父也,俱考妣一龛,如《家礼》制。”(徐振贵、孔祥林编注:《孔尚任新阙里志校注》卷四)明末孔子第六十五世孙、衍圣公孔胤植增修的《阙里志》则记载,位于孔庙之东偏的五间家庙,“祀先圣、二世、三世及中兴祖,俱考妣一椟,如《家礼》制,孔氏子孙私祠也”(陈镐撰、孔胤植等增补:《阙里志》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76册)。“私祠”二字,折射出阙里孔庙隐秘性的一面。也应是在此期间,对孔氏宗子衍圣公高、曾、祖、祢的奉祀,移至孔府内完成。阙里孔庙内的家庙,则专奉始祖孔子、二世祖孔鲤、三世祖孔伋和中兴祖孔仁玉。乾隆时期孔继汾在《阙里文献考》中称,“阙里乃孔氏之家庙,有异于国学及天下郡县者也”(陈镐撰、孔胤植等增补:《阙里志》卷十四),针对的即是阙里孔庙内的孔氏家庙。

  区分阙里祭孔是官祭还是私祭的最显见标准,在于献祭者以何种身份,前往孔庙各祠殿祭祀。这一点,我们可以衍圣公的身份转换为例来进行说明。作为孔子嫡系后代,衍圣公既是孔氏宗子,也是官方加封的公爵,所以不仅要代表孔氏阖族祭祀作为先祖的孔子,还要奉祀被王朝封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因此,衍圣公在阙里孔庙内的祭祀活动,涵盖了官、私两种特点。此间差别,在祭孔所书祝文中有着明确反映,如孔继汾所记:“家庙时祭,与大成殿、崇圣祠释奠不同。大成殿主祀至圣先师,故祝文云:‘配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崇圣祠亦然。家庙四时祫祭,自宜云:‘几十几代孙、袭封衍圣公某,敢致祭于始祖考至圣先师文宣王,始祖妣至圣先师文宣王亓官夫人;二世祖考泗水侯,二世祖妣泗水侯夫人;三世祖考述圣沂国公,三世祖妣述圣沂国公夫人。四十三世祖考文宣公,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元配裴夫人,四十三世祖妣文宣公继配李夫人。’”(《劻仪纠谬集·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辑第8册)庙祭祝文中对先祖称谓的差异,反映出在不同的祭祀空间内,被祭对象的身份有其特定内涵,祭祀呈现的意义自也全然有别。

  在整个清代,奉祀孔子是衍圣公最重要的职责,一年之中可达五六十次之多,包括:春、夏、秋、冬四仲月上丁祭,孔子诞辰祭(八月二十七日),忌日祭(二月十八日),每月朔祭(初一日)、望祭(十五日),八小祭(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除夕、六月初一日和十月初一日),二十四节气祭等。这些祭祀活动,分布于阙里孔庙、衍圣公府等不同的空间。即便在阙里孔庙之内,又往往与皇帝亲祭、遣官致祭等活动互有交叉,呈现出官祭与私祭并存的特点。所以,清代就有学者形容阙里孔庙内的祭祀活动是:“大成释奠,朝廷之命祀也;家庙时荐,子孙之私享也。”(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九)

  阙里孔庙祭祀展现出的官祭与私祭双重特性,是其有别于京师孔庙和各地文庙的显著特征。从官祭层面而言,无论皇帝亲祭阙里,还是遣官致祭,重点在于彰显王朝崇儒重道的治国理念,以期维护封建统治。对孔氏嫡裔衍圣公来说,祭孔本属奉祀先祖的家祭范畴,所以要在阙里孔庙内的孔氏家庙这一私密空间完成。不同的环境下,同为被祭对象的孔子之称谓亦有差异,既是“大成至圣先师”,又是孔氏“始祖”。但官祭与私祭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互相隔绝,兼具孔氏宗子与王朝赐封公爵两种身份的衍圣公,便经常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祭孔仪典中转换角色。

    (作者:孔勇,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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