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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打开自己:从何兆武《上学记》谈民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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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7 08:41: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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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谈 于  2020/7/16 10:01:2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文化散论                                                                                                                            

    《上学记》封面

    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是近年来我读过的回忆录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何兆武先生。何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翻译家和历史学家。他翻译了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重要的思想文化作品。2015年4月20日,他以94岁高龄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自己还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等著作。这本《上学记》也获得了2008年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和2006年的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这本书主要以何先生于民国时期,在北师大附中、中央大学附中和西南联大的上学经历为叙事基础,讲述何先生对民国教育、人生幸福、为人处世、历史与现实等各方面的认识和看法。

    有一次话剧导演孟京辉先生到我校讲座,他说道,翻开书就是打开一个人的一生,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读过何先生的书,确实为我打开一个世界。读完书,觉得何先生自己也始终保持一种“向世界打开自己”的状态。这种状态从外部来说需要自由、宽松的环境。从自己的做人状态来说,需要谦卑的精神、开放包容的胸怀和一颗慈悲心。今天,我想结合书中的内容。讲讲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教育,以及何兆武先生这个人。

   

    翻译家、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

    向世界打开自己,首先需要你所处的环境相对自由、宽松,没有一个霸权的力量对生活和学习有过度的干扰和约束。何兆武先生早年经历都是在北洋和民国时期。大家现在说到北洋和民国想到的似乎就是官僚腐败,民不聊生,战乱频繁。但何先生书中的民国景象却大不一样。先说北洋,何兆武先生在书中数次提到,“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  ;北洋时期,“并没有也拿不出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也恰好为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如果在严格的思想专制之下,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当时的政治气氛还是非常活跃的,尤其是在北洋时期。” 所以,北洋时期,政治宽松,舆论自由,各类社团活动非常自由。因此才能爆发五四运动,三一八游行,蔡元培先生作为校长的北大才能“兼容并包”。即使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当时的北平依然是西北军29军统治,并不是国民党中央军。“那时的杂牌军还是北洋时期的作风,实际上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看不顺眼也抓人,但是没有一个类似三民主义或其他主义的正面理论,所以学校里面思想反而比较自由。”学生发起了“一二九”运动,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还可以自由成立各类学习会和社团。

    抗战时期,何先生去长沙读中央大学附中,当时,学校设置了训育主任,专门负责学生的政治和品德教育,早晨上学还要读《总理遗言》。但是,何先生写道:“国民党的思想控制并不是很严格,同学之间是很开放的。”学生有不同的信仰,并不会受到特别的干扰。所以,何先生说:“一方面那时的控制不是很严,另一方面,国民党虽然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子,可实际上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对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不是真正感兴趣。”

   

    何兆武先生翻译作品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校的氛围是非常自由的。学生有充分的自由,打开自己,选择自己想学习的内容。比如,何先生在高二的时候,在作文中写道,社会进步的规律,“要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五个阶段。”那是斯大林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观点。因为当时何先生在上海看过一些类似《联共党史》之类的“左”派杂志,所以写了这个观点。当时的意识形态是“三民主义”,把这种观点搬出来算是离经叛道的,但他们的老师并没有驳斥他,也没有说他不对,或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又比如,当时所有的教科书都是美国本,英文原版,包括中央大学附中和西南联大。这保证了他们的知识和思想直接与世界接轨。另外,他们在中学要学习“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历史、地理包括中国史、外国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还有体育、劳作、音乐、图画,还有童子军,军训等”科目。另外,作者还喜欢逛旧书摊、听古典音乐、看京剧、看电影、参加各种社团。也就是说,由于外部干预较少,何先生那一代人始终处于一种舒展的、打开的状态,虽然生活并不富足,但却有难得的自由。

    这里要特别说说何先生就读的大学——西南联大。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在云南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大学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传奇。短短八年时间,入西南联大受教者8000余人,毕业生2522人(也有说三千多)。但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100多位人文大师,及数位国家领导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何兆武先生在书中描述到西南联大时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为什么惬意呢?何先生写道:“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 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 作风,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 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 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何先生还回忆,有个叫邹承鲁的院士,之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

   

    西南联大校门

    何先生说:“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 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 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很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大家关系依然很好。 ” 紧接着何先生评价说:“‘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 ,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在那个时代,社会完全为读书人提供了思想的自由,同时个人也有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自由探索和学习的空间。从学习氛围来说,时代和个人都是一种“打开”的状态。

   

    “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先生(1911年10月28日-2004年12月3日)

    反观现在的很多教育现象,让人不禁感叹。现在的很多学校,学生的课业压力那么重,做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培训班。很多家长和老师,看学生就像看贼一样,生怕学生有一点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以保护学生为名,把学生放在一个真空中,生怕学生接触了什么大人认为不该接触的东西。这样,就把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完全扼杀了,让学生成为标准化的零件。我们爱孩子,希望孩子有出息,就一定要尊重孩子的爱好和选择,不要过度干涉孩子的生活,更不要强行控制孩子的思想,甚至替孩子做出选择。我们应该在尊重孩子的基础上,为孩子提供平台和资源,帮助他激发自我的潜能。再说,你认为你天天强迫挤压学生的时间,强迫学生拼命,学生的成绩就一定好吗?

    何兆武先生就说:“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师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识那是一条正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先生在给中科大少年班演讲的时候说:“不要考100分。这似乎违背了我们的惯性思维。”当时很多人会问:“考试的目的不就是争取满分吗?”陈省身先生自己的解释是:“考七八十分就可以了,时间和精力过多花在考试成绩上,会影响孩子将来的发展和创新能力。” 所以,如果想让孩子有比较大的出息,一定要给他自由宽松的环境,让他对世界“打开”自己,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社会、学校、家长都不要过早替他“关上”一扇一扇门,让他过早就处于某种“封闭”的状态。

    以上讲完了何兆武先生所处的时代和教育环境。接下来我们讲讲何兆武这个人。时代宽松开放,也需要自己有一种“打开”自己的状态,才能接受到时代的信息。否则,时代开放了,自己也可能处于某种“自我封闭”的状态。这种状态表现在保守,多疑,顽固,从而又导致一种盲目的自大和骄傲。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民族,都如此。

   

    英国诗人济慈(英文:John Keats,1795年10月31日—1821年2月23日)

    向世界打开自己,首先需要我们怀有谦卑之心,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不足,认识到世界之大,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而不是对自己“闭关锁国”,从而有一种唯我独尊的优越感。《道德经》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诶,故几于道。”也就是这个道理。何先生在书中提到自己时,总是说,他是一个资质平庸的人,没有太多天赋。何先生说,他喜欢著名诗人济慈的墓志铭:“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在何先生自己看来他自己的名字也是写在水上的,这个名字是那么地经不起波动,甚至连名字都没写完就迅速消逝了,由此可见何先生的谦卑和大气。

    何先生的故事,让我想起另一位南开大学的教授刘泽华先生。他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泰斗级的教授。但他每次出来讲座,都会说,我知识水平有限,如果讲错了,请大家批评指正。那一代学人身上的谦卑,让他们时刻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打开”自己,向各方学习。其实大人物都如此。连孔夫子都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大到民族国家来说,也一样。何先生在书中提到:“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谦卑是“打开”自己的最基本的素养。总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很可笑,也很小气。

   

    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1935年2月——2018年5月8日)

    在谦卑的基础上,向世界打开自己,就要保持一种开放,宽广的心态。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世界主义的情怀。他们在书里的很多观点,应该是针对于一些现实情况说的。比如,很多人过度强调民族特色,甚至大肆鼓吹民族主义。针对于此,何先生在书中说:“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我们不能总是强调自己的特色,而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何先生还说:“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近代化,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 何先生对此还有一个精彩的比喻,他说:“别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自己的那一点儿,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自己练,人家是什么打法你都不知道,这种球队能赢吗?它是资本主义,既然在理论上你先天就比他优越,它都不怕你,你为什么要怕它呢?” 不仅要有开放的世界的眼光,还要有希望世界变好的情怀和行动。所以,何先生说:“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质疑。”

   

    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

    这也让我想起周有光先生在105岁时,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句话。他说:“要了解中国的文化问题,必须了解世界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今天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能从国家来看世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那时候的很多知识分子是将中国置于世界的背景下,期待世界和平,相信世界存在普遍价值。这种开放、宽广的心态,让他们能够有一种超越一己、一国的心态,敞开胸怀向世界学习。而现在很多人一味的强调特立独行、批判普遍真理,鄙视国际规则。这是一种思想上的“闭关锁国”。

    最后,我想说一说,向世界打开自己,也是超越自身的阶层限制,不要囿于自身身份、地位或家庭出身的局限,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别人。而是对各类人都有一种悲悯的同理心。 何兆武先生的祖父是清末的秀才,是一所新式小学的校长。父亲毕业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湖南大学前身)的采矿专业,后来成为工程师。他有两个姐姐,都毕业北大。而他自己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可以说,何先生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在当时比较有社会地位。但是,在书中,何兆武先生有一段论述,“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那都是官方写的,只代表高雅是上层,而不代表下层。你要看下层的历史,就会知道,广大人民真是太悲惨了,又穷困又愚昧,而且到了地位很卑贱的时候,连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丧失了。用卢梭的话来说,根本就配不上人这个称号……像《红楼梦》里写的,主子一骂下人,下人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完全成为一个奴才,一点儿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人到了如此悲惨的地步,以致丧失了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你一骂他,他马上就承认是自己有罪,没有一个敢据理力争,这一点使人思之不免黯然。”我们现在有很多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对别人的生活漠不关心,甚至觉得没有尊重别人的必要。相比之下,何先生能超越自身的阶层,关心底层人的尊严,这点也尤为可贵。

   

    张铁荣教授

    我想起来我在南开大学读研时期的一位老师,他叫张铁荣,是很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有一次一起吃饭,张老师说:你们来南开大学读书,如果你来自草屋,我们会帮助你们获得知识和学习能力,让你们将来有可能住进金屋。如果你们来自金屋,也请你们不要忘记住在草屋里的人,要帮助他们过上不错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怀有一种悲悯之心。”这就是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

    希望我们都可以为自己和别人争取更大的自由,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抱着谦卑、开放、悲悯之心,充分地面向世界,打开自己。让自己活得开心,自在,智慧。也让世界因为我们的存在,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友爱,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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