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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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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8 09:10: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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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燕燕

  “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及在此基础上的研究》中提出。他参考了西方古典作家提到的东方的“Ser(丝)”、“Seres(丝国)”、腓尼基商人叙述的经西域去往丝国的商业道路,以及汉文史料中张骞出使和汉代经营西域的情况,将“Ser”的复数形式“Serer”与表示道路的德语词汇“Strassen”合并,构成了“Sererstrassen”一词。从这个词的创造及使用情况来看,李希霍芬眼里的“丝绸之路”应该是汉代以丝绸贸易为核心的古代商路。

  不过,在“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传播及流行的过程中,它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在路线上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等等,在时代上则扩展至近代乃至现代,在内容上除商贸外还涉及宗教、技术、人口、语言、艺术、交通、城镇、物种等等。以至于今天,丝绸之路经常被宽泛地定义为“中西交流之路”甚至“中外交流之路”——一条延续两千年、横跨欧亚非、包罗万象的“道路”。相应地,涉及丝路的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在荣新江、朱玉麒主编的《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凤凰出版社)一书中,收录的29篇论文,所涉丝路不仅有途经西域的那条陆上丝路,还有高原丝路、海上丝路、东北亚丝路,内容涉及物质、宗教、艺术、语言等多领域,充分体现了丝路研究的新趋势。

  对“丝绸之路”内涵和外延的扩展,有利于学者关注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高原丝绸之路”的研究就是一个例证。过去,提到丝路,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一张地图,北面有途经新疆的绿洲丝路,南边是途经云南的西南丝路,而夹在中间的青藏高原的古代对外交往情况,往往因自然环境、历史记载等不利因素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此书所收霍巍撰《汉晋时代西藏西部的“酋豪”及其丝绸之路的开拓》,结合文献记载分析了西藏阿里境内的如甲墓地、曲踏墓地的葬俗及出土物,指出早在汉晋时期西藏西部就已经与陆上丝路联通,形成了一个北连新疆,东通敦煌和中原,西至中亚,南往印度的路网。

  另一方面,丝绸之路的广度也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开阔和贯通的视野进行研究。此书所收姚崇新《略论宗教图像母题之间的借鉴问题》、马小鹤《从死海古卷到明教文书——摩尼教“十天王”与“四天王”综考》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前文涉及佛教、印度教、祆教、景教、摩尼教和道教的图像,后文关注摩尼教,又旁涉其他宗教——文章指出,霞浦摩尼教文书《赞天王》中所谓“十天王”“四天王”,与摩尼教《大力士经》有关,该经可以追溯到《旧约·创世纪》中大力士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发展为死海古卷《以诺书》的第一部分《守望者书》,并进而演绎为《巨人书》,摩尼以此为素材写出了《大力士经》。《大力士经》曾沿着丝路传播,在埃及出土的科普特文《克弗来亚》、吐鲁番出土伊朗文书和绘画、敦煌汉文摩尼教残经、福建霞浦及屏南摩尼教文书、日本藏摩尼教《宇宙全图》中,都可以看到它的痕迹。

  从此书所收论文还可以看出,在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考古学和语言学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超过半数的文章主要依靠的是考古学和语言学的材料或手段。如荣新江《丝路考古探险与丝路研究》一文所指出的,虽然李希霍芬主要是参考传世文献的记载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但真正将“丝绸之路”落到实处、推向世界的,则是他的学生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斯文·赫定等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虽然带有寻宝性质,但他们的行动使“丝绸之路”得到了大量实物的印证,引发了世界范围的人们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热情和关注,直接推动了“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同时,探险活动本身作为学术史,也成为丝路研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也正是在这些探险活动中,敦煌、吐鲁番、和田等地陆续出土了很多简牍、文书等资料,这些资料涉及汉语,也有梵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于阗语、回鹘语和藏语等,补充甚至颠覆了传统文献的相关记载,同时也凸显了语言学在丝绸之路研究中的重要性。此书中收录的段晴等撰写的《于阗伏阇雄时代的两件契约》一文,解读了新疆博物馆藏两件于阗语案牍,为理解于阗王国社会体系的运营提供了新的资料。《马可·波罗游记》中曾提到一种“巴剌思红宝石”,王一丹在《巴达赫尚的红宝石》一文中广泛参考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揭示了巴达赫尚(即巴剌思)的红宝石在波斯文学、历史、地理和宝石学著作中的记录。它是一种红色尖晶石,在中亚和西亚广受欢迎,约在元代传入中国,被准确传神地翻译为“红剌”。此外,该书中尚有不少运用梵藏、藏汉、梵汉、巴汉进行佛经比勘的专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丝绸之路上佛经的翻译和传播问题。

  强调考古学和语言学,并非认为传世历史文献不重要,而是认为丝路研究是一门内容丰富的“世界性”的学问,它的广度决定了研究者不能仅局限于传世文献和传统史学方法,必须要十分重视文物、图像和出土文献等新材料,充分利用考古学、艺术史和语言学等新方法,这样才能进行更有深度的研究,得出更为令人信服的观点。关于这一点,对西域古国于阗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诸如西域传、地理志、行旅游记等传世文献中,虽然散落着关于于阗的记载,但是大多不能称之为详尽,有时甚至还存在道听途说或传抄过程中造成的错误。因此,现在学界对于阗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考古发掘调查和出土胡汉语文书的释读,如张广达、荣新江的《于阗史丛考》以及荣新江、朱丽双的《于阗与敦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上述研究旨趣,在此书中也有体现,如胡兴军《安西四镇之于阗镇防体制考》一文,调查了和田境内的唐代烽火台、戍堡和古城等遗迹,并对这些建筑的建造背景和分布路线作了讨论。

  总览全书,笔者注意到,半数文章的作者与北京大学具有学缘关系。两位主编在序言中也扼要介绍了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研究的渊源。此书的出版,似乎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前北京大学的众多学科学术团队,延续了前辈开创的丝绸之路研究传统,正在继续谱写丝路研究的新篇章。

  (作者:郑燕燕,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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