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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的根源:唐朝失败的制度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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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0 07:08: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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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许多热开开放、兼容文化的人而言,安史之乱无疑是个标志性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历代最为多元、包容的盛唐一去不复返,文化开始走向保守、内敛。最终诞生了仿佛有自闭症的明清。

    反叛并非安禄山长期规划的结果有些人将安史之乱爆发的缘由归咎于安禄山个人。有人说他天生反骨,有人说胡人不可信。我们细细分析一下两种推测:

    第一种显然违反人性。安禄山曾因战败差点被斩首,是玄宗皇帝法外开恩才得以幸免。作为一个死囚,这个时候便想着如何夺取唐朝江山无疑是天方夜谭。无论他的内心是否有对玄宗的感激,都不可能想着怎么夺取恩人的江山。

    安史之乱破坏力惊人

    而且,安禄山在李林甫执政期间,表现的十分驯服,甚至可以说他就是李林甫的家犬。安禄山许多次从梦中惊醒,嘟囔着“我要死了”。其害怕的对象就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这个阶段的安禄山或许为了以防万一在京城派遣了不少间谍,但显然并不会想着夺取这个国家。

    后世学者研究发现,安禄山其实并没有做好造反的准备。他真正的目的从来只有一个——出将入相。甚至到杨国忠执政为止,他的目标都是宰相的位置。

   

    所以,他坚持长期向玄宗表忠心。同时,安禄山还利用粟特人的贸易天赋聚拢大量财富,除了供养自己的军队外,还需要定期和长安的官员“疏通”。因此,安禄山时时刻刻能得到长安方面的最新动向。

    有人认为这是安禄山在为自己造反做准备。可是,稍微常识的人都知道此时的唐朝属于典型的“强枝弱干”。唐军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安禄山等边境节度使手中。安禄山着重刺探官场的人员变动和人际变化,本身就说明其志在中央。

   

    但是,这个想法无疑让他与杨国忠成为命中宿敌。后者的才能、人脉完全不如安禄山,但凭借着杨贵妃的得宠成功压制安禄山。甚至让满朝文武都对安禄山喊打喊杀。

    如果安禄山仅仅是高仙芝、封常清这个等级的将领,那么最后的结局注定是悲惨的。可是,安禄山有着其他节度使所没有的一样东西。

    第二个原因更不可信。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大部分都是胡人。唐皇也没有因为安禄山的叛乱而怪罪整个外族,甚至还表示自己对中亚的藩属国很好,他们一定会履行封臣义务。事实上,唐朝的预计并没有出错,大部分的外族封臣都愿意派兵前来助战。战争打到后期,叛军一方的将领们都是汉文姓名,不是汉人就是归化人,反而是唐军多是仆固怀恩之类的纯胡人,甚至连汉名都没有。

    安禄山本身是粟特人,但是大部分粟特人站在唐朝一方

    所以,把问题的根本归咎于民族问题非常不负责任。若非胡人的将领和指挥官,唐军也不可能获得平叛的胜利。安史之乱爆发真正的原因,还需要回溯当年的历史。从盛唐繁华的表现下,探寻动荡的制度基因。

    肢体肥大,则藩镇必兴秦以后,历代王朝都致力于消除封建制度。隋朝开创科举制,将全国的精英人才笼络到中央,算彻底消除了封建的基因。但是,随着版图的扩张,统治的成本也会越发高涨。

    这点其实很好理解。巨大的版图越是巨大,所需要的部队也就越多。朝廷很难再让义务兵通过自费钱粮的手段节约成本。到盛唐时,府兵制度已经基本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长征健儿”之类的常备军。唐朝鼎盛时期,整个边塞驻扎着49万常备部队以及8万匹战马。

   

    49万常备军所需要的后勤非常恐怖。诚然让驻军开垦田地可以解决部分军需问题,但大部分的钱粮还需后方供应。彼时中国大部分的道路都是泥土路,本身也不是盛产大牲畜的畜牧国度。因此,所有的粮草与军饷都需要用民夫进行人力运输。

    盛唐时期,吏治已经非常腐败,官僚系统特有的弊病逐渐暴露,严重危害到供给系统。打个比方,说好给民夫一百贯钱作为运输粮食的酬劳。但民夫能到手的有50贯便算官员有良心;前线要吃上好的细粮提升士兵的士气,后方能运来同等份额的粗粮便算官员心系国家。

    唐军中有大批剽悍的胡族战士

    这个问题在后世的明朝也出现过,直接导致明朝中叶以后边军战力锐减,最后举国之力被五万满洲兵吊打。盛唐自然不像明朝那么腐坏,经过一番权衡后,决定允许驻军自行募集赋税、士兵。用现代的术语解读,唐朝部分恢复了封建制度,中央不再干涉地方的军事、行政换取节约统治成本。

    在政策实行的初期阶段,效果前所未有得好。长安朝廷歌舞升平;边关要塞武德充沛;中央地方和睦协调。从这方面看,恢复封建制也是双赢的办法——但前提是政治操作不要让人智熄。

    盛唐时大部分的藩镇只有军事领域的管辖权,但没有司法裁判权和监察权。偏偏安禄山还兼任转运使和采访使的职务。这么做的好处是,在君臣关系相对和睦,政治比较清明的前提下,朝廷可以省去许多人力成本与行政资源。但是,当附庸关系破裂时,同时执掌军事、行政、监察的官员立刻就能将自己的辖地变为国中之国。

   

    基层的制度变化与安史之乱有直接关系上层建筑的判断失误让东北藩镇形成国中之国;上层建筑的掌舵人因政治斗争和“出将入相”无望而愈发与中央离心离德。但相比上层建筑的貌合神离,基层士兵、军官的态度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如果基层的士兵和将官不愿意追随安禄山,那么他很难掀起一场动摇唐朝根基的叛乱。

    唐朝士兵十分跋扈,动辄和节度使对着干

    在唐初,基层士兵基本是义务兵。初唐并没有“军”或者“营”这个基层编制,只有边境的日常戍守是由服役的民户轮番担任的“镇戍”来完成。这种镇戍的编制人数很少,往往维持在1000人左右。真正负责战斗的唐军是由“行人”组成的“兵募”。虽然名字里有个“募”字,但都是官府强制征收的良人,本质依旧是义务兵。

    早期唐军并没有职业部队

    到了唐高宗时期,为了应对西北的突厥、吐蕃和东北的契丹。“军”作为一个军事单位正式成立。军队中特别能打的被留下来作为职业士兵,也就是唐代的“健儿”。唐军开辟多个边塞战区,并设置节度使管辖,成为日后藩镇的雏形。

    作为藩镇的基层骨干,健儿的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1.内地赶到边塞从军的良家子; 2.归化的外族。由于边塞地理位置的特殊,还会招募大量的胡人雇佣军协同作战,这种部队被称为“藩兵募”。除此之外,唐朝皇帝还有“可汗”的封号。用西方的头衔法称呼唐朝的皇帝,可以给李唐帝皇上各种尊号“中原的皇帝,突厥人的可汗,佛教的保护者,契丹人的封君”。在中原之外的地区,唐朝皇帝和胡人以古老的封建法维持彼此的关系。在边塞唐军行动时,响应封君号召而来的胡人以部族为单位作战,在汉文史料里被称为“城傍军”。

    强悍的中原皇帝一般身兼汉人的皇帝与塞外的可汗二重身份

    随着唐朝领土逐渐扩大,李唐不得不设置了大量节度使去“节度”这些部族。在封建法中,这就是封君将自己的宗主权下放给下级附庸,从而形成树状的依附体系。按照“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原则,东北地区的契丹、渤海、奚等少数民族都属于安禄山的藩属,不再是李隆基的顺民。这种迥异于秦以后中原政治的模式让许多汉人士大夫摸不着头脑,只知道“城傍军”追溯安禄山集体叛乱。其实在东北地区的胡人看来,他们根本不算叛乱,只是跟着自己的主君而已。

    胡人和汉人的许多冲突,本质是封建法思维与集权思维的冲突

    被直接招募到唐军中的“藩兵募”则属于传统的雇佣军。他们的思维也十分简单——谁给钱听谁。在中央下放财政权后,安禄山又利用自己的经商才能积累大量的财富。河北道全盛时期,财政收入占据全国收入的1/3,不得不说安禄山确实敛财高手。

    被安禄山招募的胡人只知道自己拿的是安大帅的军饷,对中央的李家缺乏最基本的认同感。所以,跟随安禄山造反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事实上,那个时代谁给钱听谁是胡汉通行的法则

    汉人将士也厌恶中央既然胡人士兵不靠谱,那么安禄山麾下大批的汉人军官、士兵。根据孙继民《唐代瀚海军文书研究》包括范阳在内的大部分藩镇都以汉人将士为多。这该作何解释?其实汉人虽然在向心力上比习惯封建制度的胡人更强一些,但也抵不过一个“穷”字。这里的穷不只是物质上的贫乏,而是“穷途末路”之意。、

    初唐时,士兵地位低下的问题就跃然纸上。《旧唐书·职官志》记载“身应役使,有类童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胥吏之下,盖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大致意思是这些大头兵虽然在法律上可以与公卿平起平坐,可实际上他们的地位连基层公务员都不如,甚至和仆人接近。

    雄赳赳的武士形象从不属于大头兵

    到了盛唐时,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新唐书.兵志》记载“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府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翻译成大白话,各个“折冲府”(唐军的基础军事单位)好久没有新鲜血液注入,从军之人升迁困难,士大夫们都以入伍为耻。

    很多人幻想的唐人尚武,其实并不存在

    虽然按照法制,他们依旧可以身着三品大员才能穿着的紫袍招摇过市。但在世家出身,通过科举上位的“衣冠子弟”眼里,他们不过是下等的丘八而已。

    对于东北方向的士兵而言,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在朝廷将财政大权下放各地节度使前,唐军的政策是“西攻东守”。处于攻击方向的西北军有着东北军三倍的军饷,这极大地增加了东北部队对中央的不满。

    对范阳三镇的士兵而言,安禄山真的是大救星

    在安史之乱后,投降朝廷的田承嗣还给安禄山、史思明、安庆绪、史朝义等人建造了庙宇,让他们享受香火祭拜。一直到公元773年,唐代宗才成功将这股“错误思想”纠正,砸毁了庙宇。但是,范阳三镇的士兵和他们的后裔依旧称呼安、史二人为“二圣”。朝廷为了彻底镇压这股思潮,下令刨开安禄山的坟墓,并砸毁他的棺椁。结果导致当地产生极大的民愤,须知此时距离安史之乱已经过去60年。可见安禄山或许不是忠臣,但他真的是士兵们的保护伞。河北的基层士兵十分感激安禄山帮他们养家糊口的恩德,哪怕过了三代人依旧如此。

    结语唐朝下放行政、监察的权利给节度使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转变了制度却没有转变思维,朝廷依旧以中央集权的思路对待真正封建化的节度使,造成双方上层离心离德。朝廷对基层士兵的苛责让基层将士只认安禄山不认李唐,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重要因素。事实证明,不从制度入手,不重视地方和基层的情绪,最终定会祸及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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