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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小民|在城市的废墟中等了五年的类风湿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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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7 09:22: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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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小民》第1122期

    本文系网易“大国小民”栏目出品

    本文为“人在城中 Living in City”连载第01篇。

   

   

    1

    我家在西安,一座被城墙围绕的北方城市。2002年,父母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刚上小学的我,我大多时间住在外婆家的二层小院。院里有一棵粗壮的老槐树,透过掩映在槐树叶下的院门,就能看到覆着青苔的城墙。城墙外侧是护城河,河对岸是一大片由各式自建房连成的棚户区,叫福村(化名)。

    福村的主街蜿蜒曲折,随时会辟出一条小路。各色商贩沿街铺开,夜幕降临时,便从这些小路退回自己的居所。福村深处有一幢三层小楼,共7间房。上世纪60年代我爷爷奶奶刚到这里时,它还只是间平房,在那之后的20余年里,一家人一砖一瓦地将它砌成最终的模样,它旁边的房屋也密密匝匝地长了出来。

    我打小没见过爷爷,奶奶也在2001年因病离世。他们的3个孩子,大伯出生在老家,姑姑和我父亲都生在福村。大伯在城区里的泵阀厂当门卫,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他俩成家后便搬离了这幢小楼,住进了单位的分配房。在我幼年印象中,福村小楼是属于姑姑的,那时她住在小楼三层最大的一间屋子里,余下的房间都出租了。

    年幼的我极喜欢福村,喜欢这里1块钱5个币的游戏厅,物美价廉的小卖铺,还有到处乱窜的小孩子们。邻居的大孩子总爱带着我偷摸上房顶,踩过虚虚实实的瓦片,矫健地跃过两栋小楼的间隙,抵达一个又一个奇妙的秘境。

    当然,我更喜欢这里的姑姑,她不催我上补习班,不会因为卷子上的分数指责我,她会给我买红白机的游戏卡带,偶尔还会带着我们一帮小孩去市区里的各个公园,望着我们在过山车上尖叫。姑姑手巧,废弃的东西在她手里一翻动,就能成为精巧的玩具,连我下河捞鱼的网笼,也是她用旧窗纱和铁条编出的。

    那时我上下学都要坐公交,车站离福村不远,姑姑还会带着做好的排骨或者炸鸡,早早地来到车站,等我下车,坐在路边吃完。有时父母没时间接我下补习班,姑姑就赶到几公里外来候着。

    母亲和姑姑的关系一般,不希望我在福村过夜。有时周末在姑姑那儿玩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姑姑会把我送到离外婆家小院很近的地方,我舍不得她走,还会哭着鼻子反过头去送她,姑姑家离外婆家步行不过半小时,但如此来来去去,我常常要花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

    也是在2002年,40岁出头的姑姑第一次结婚。姑父来自附近的县城,在城郊打工,身材高大,说话时有浓重的鼻音。可没到一年,我便再没见过他。我偶尔童言无忌地问那个叔叔怎么不来了,姑姑总是眼神躲闪,其他长辈则用几句话搪塞过去。

    我其实也能看出姑姑与常人有异,她走路总是歪歪斜斜,但我想着这只是腿脚有些不便而已。毕竟,姑姑还能提着菜沿着陡窄的楼梯攀上三楼,再用斧子劈开干燥的木柴,生起极旺的炉火,为我做一桌丰盛的饭菜。

    在外婆家的方方正正的小院里,我面对的是一种规整的生活秩序,而在母亲眼中太过杂乱的福村,却成为了我的精神乐园。我嘴上从来不说,但心里却会觉得和姑姑更亲近些。

    2

    2008年,我进入南郊的一所中学读书,离开了城墙根儿下那个漂亮的小院,搬到了南郊母亲单位分配的房子里。从南郊到福村,公交车单程需要1小时,我有些失落。不过,这种情绪很快就被新环境与紧张的课程掩埋了。

    从这年开始,拆迁的序幕在城市悄然拉开。不到一年,外婆的小院就被拆掉,我与福村的联结也愈发单薄。初一那段时间,我只有过节才会跟着父亲一同去往福村。父亲觉得我还像幼年一样,对福村有强烈的向往,每次都催促我早早出发,还略带狡黠的语气说:“早点去,晚点回,能多玩儿一会。”

    可我渐渐发现福村没以前那股吸引力了——儿时的伙伴们已经开始经受社会的历练,邻里长辈热情得有些鲁莽的招呼方式也让我有些难为情,规制不一的自建房也褪下魔幻色彩,变得有些凌乱。

    好在,姑姑依然精神饱满地为我们备好一大桌饭菜,告诉邻里街坊,自己的兄弟、侄子又来看她了。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也逐渐知道,她的身体状况并不是我以前以为的“腿脚不方便”这么简单,那是一种可怕的免疫疾病——1984年,姑姑时常觉得关节有些僵硬,有段时间高烧不退,关节肿痛,却查不出病因。待高烧退去,姑姑发觉自己关节异样愈发明显,再去复查时,便被确诊为“类风湿关节炎”。这病,基本宣告了年轻的姑姑无法正常婚嫁,爷爷奶奶为此伤心不已,却也无可奈何。

    姑姑是在1981年进入拖拉机配件厂,得病时刚结束3年的学徒期,正是该为单位创造效益的时候,却无法正常上班了。不过计划经济时代,即便领导对姑姑颇有微词,但是单位还是得全额报销她的医疗费用。

    但这样的待遇没能持续多久。80年代末,拖拉机厂的效益日益变差,渐渐开不出工资来。刚进入90年代,厂子便倒闭了,自此,姑姑必须要自己支付看病的费用——命运似乎跟姑姑开了一个玩笑,就在1992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开始试点,6年后这一政策全国推行,而失去工作的姑姑不能享受到这份政策。

    春夏时节,温暖的气候尚能缓解她关节的疼痛,随着天气渐寒,从骨骼渗出的刺痛让她不得不选择住院治疗。输液和抽出积水是有效的缓解方法,但昂贵的住院费用也让她忧心忡忡。无法工作的姑姑和奶奶一起,在福村摆摊卖瓜子、花生,偶尔也卖些小玩具。社区还为姑姑提供了一份低保,但这些收入,基本全都投进了姑姑的治疗费用里。

    奶奶去世后,姑姑自己也摆不了小摊了,剩下的货物都堆在墙角,成了我的玩具,而姑姑的收入来源也只剩下房租和低保。

    就这样,从拖拉机厂倒闭开始算起,姑姑已经在没有医保的情况下支撑了近20年。2008年6月,姑姑得知非从业人员可以在户籍所在社区进行医保登记,能享受即将在全国铺开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政策——这代表着可以报销50%的住院费用。不过,对于类风湿这类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来说,平时门诊、药品费用还是必须由自己支付,价格同样不菲。

    令姑姑奇怪的是,她所在社区将风湿性关节炎列入了慢性病门诊报销的范畴,但类风湿性关节炎却不在此列。而就在几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区,类风湿的门诊费用却可以按50%的比例进行报销,当姑姑拿着厚厚的发票去找工作人员询问情况时,得到的回复只有:“政策就是这样儿。”

    姑姑还听说,慢性病的住院费用还可以获得额外20%的报销额度,不甘心的她多次前去询问,但都得到了与之前相同的答复。

    外表健全的四肢,让人们常常忽略了类风湿病人是残疾人的事实。僵硬甚至坏死的关节,剥夺了他们正常的行动能力,长期服用的免疫类药物降低了他们的抵抗力,而绵长无绝期的疼痛与无底洞一样的医疗费用,更时时刻刻磨损着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姑姑只能期待着政策做出有利于她的变动,能让她更好地生活下去。就像悬崖边的人死死拽着一根藤蔓,决然而无奈。

    即便有低保、残疾补助以及房客的租金,姑姑的生活依然拮据。由于关节的持续畸变,上下楼对她来说变得愈加困难。在我上中学时,她从三楼搬到了二楼,然后再到一楼,但低楼层潮湿的环境会加剧她的病痛。

    3

    2009年初夏开始,父亲工作调整,一个月只有三五天假期,我便一个人去探望姑姑,一两周去一次,去时会带上一些水果和饮品。

    知晓姑姑这些情况后,我再去福村,便更少了儿时的喜悦,心里总是沉甸甸的。姑姑见了我,却总是很高兴,她时常还会联系大伯,让他过来——大伯家当时在四五站公交以外,离得比我家稍近。

    家人的团聚会显然令姑姑愉悦。她还是不太询问我的成绩,只会提起老家一位考上了清华的表叔,“人家跟他谈工资的时候,根本不问他要多少,就问他去不去”。这个故事我已记不清听过多少次,每次她都会用这句话作为结尾。

    在姑姑家没有什么事做——电视一直用的是老式的“大锅”天线,只有几个台,画质模糊。我就主动和她聊一些身边的事情,不过会避免谈一些社会时事,因为每当聊起这些,姑姑的观点就会变得十分偏激,言语里都是对社会的不满。

    我一般停留的时间不长,下午赶来,待夜色浸染,我便要辞别。大伯在时,他俩会送我一段,姑姑走得很慢,我和大伯就放慢脚步和她保持一致。大伯一般会留得更晚一些,他来得勤,帮姑姑做一些修修补补的活,这个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男人,勤勤恳恳地照顾着妹妹。

    我们在路上会找些话题聊,但久而久之,我也不知该聊些什么了。我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能够交集的生活也越发稀少。而姑姑似乎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变化,她会提起小时候我如何在夜里翻过别人家的房顶,如何赖在别人摊铺前要小玩具。

    大伯不在时,姑姑也会送我到车站,还硬要塞我一些零花钱:“买点好吃的,别太瘦了……”有时我能推掉,有时推不掉。我知道她过得不好,以至于每次离开,坐在公交车上总是心里很堵。

    偶尔不去看她的周末,去网吧和同学打游戏时,我脑袋里忽然会闪出姑姑的样子,负罪感便悄然攀上我的心头。

    福村的拆迁到2012年才开始,那时我已上高中。随着拆迁工作的进行,那条原本散布着商贩的主街变得冷清凄然,路边的门面大部分被拆去了大门和窗户,里面填满了垃圾。每隔几十米,便能看到挂在天上红色条幅:“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

    邻居们相继离开,我每去一次,都感觉冷清许多。姑姑依然留在那里,她希望得到足够的赔偿,让她拥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底气。而且,她觉得不能只考虑自己,还要考虑大伯和我父亲的利益。在最开始的设想里,她想要为兄妹三人每人都争取到一套房子。但这样的诉求,在拆迁办看来显然属于“过高要求”。

    传闻里,邻居中有人花费极少的代价便获得不错的安置房。姑姑心里没有底,毕竟,拆迁这种事儿鲜少有人说真话。大伯对此并没特别上心,觉得“差不多就行了”。而父亲的态度我也一直不曾知晓——就在这年10月的一个深夜,他突发脑溢血住进了ICU,几个月后,2013年除夕前几日,医生宣布了他的死亡。

    在告别仪式上,颤颤巍巍走过水晶棺旁的姑姑甩开旁人的手,瘫坐在地上,两腿胡乱地蹬着地面,大声哭喊着:“你们把它打开,他回不去家了,回不去家了!”

    姑姑的状态肉眼可见地变差了,或许是因为经济上的压力,或许是无法接受亲弟弟的离去。她眼角的皱纹逐渐延伸,面色也更加暗沉,病情的加重迫使她开始服用激素类药物,副作用是身体的浮肿。

    4

    母亲与姑姑的关系一向不太亲近,父亲离开后,她便再没过问姑姑的情况。然而,从那以后,我和姑姑见面却更为频繁。

    有次放学,我忽然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看到了她和大伯。她坐在校门边一把破椅子上,无法弯曲的双腿向前伸出,大伯背着手站在她身边,她面前铺着一张塑料布,上面放着两个搪瓷饭盒,里面是她为我准备的饭菜。穿着蓝色校服的学生们纷纷绕开她,像是蓝色海水绕过青黑色的礁石。

    她看到我向她走去,便弯下腰打开盖子,招呼我趁热吃两口。我大脑一片空白,动作僵硬地半蹲了下去,拿起饭缸吃了起来。无数同学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我只感到耳根发烫,口中的饭菜也尝不出一点滋味。

    父亲离开后,姑姑似乎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去杀死自己的时间,她有了一个新习惯——坐公交车。她没有目的地,会随便挑一辆公交车,坐到终点又折回。而那段时间她对我的“探望”,频繁到令我觉得对她的身体产生负担的程度。她内心有了一种为别人活着的预设——她将原先给我父亲的那一份感情,用她习惯的方式悉数都给了我。

    因为拆迁,福村的房客变得少之又少。一间房子的月租降到80到150,即便如此,残破的环境与忽然而至的恫吓,也让大部分租客望而却步。逐渐狭窄的生存环境,让这里仅存的几户居民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恶化。

    一个周末,我又来到姑姑家。邻里只剩下两户,我照例去一户从小便认识的奶奶家里寒暄几句,奶奶递给我一个自家做的菜夹馍——这个奶奶收养了一个孩子,大我几岁,小时候是我的大哥哥,带着我穿梭在福村的各个角落。

    当我回到姑姑家里时,她看着我手里的菜夹馍,脸色一沉。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因为一个原本要租奶奶家房子的租客临时改变主意,租了姑姑的房子。

    “她说我没丈夫没儿子被人欺负一辈子,我就说她有儿子一个个全死在她前头。”姑姑恶狠狠地复述着当时的情况,讲那个80岁的奶奶如何一把将腿脚不便的她推翻在地,而她又是如何用指甲和言语反击。

    我看着姑姑手肘处的淤青,皱着眉头,说不出话。

    而那个房客,最终也没有留下。

    那天,我独自离开。黑夜里,我走在福村这条连接无数记忆的老街,以前它总是灯火通明,如今黑暗已成为常态。一个老人坐在路边,端着老旧的旱烟,烟幕和黑暗在他身边盘旋。月亮照在路上,一旁的废墟中,野猫们如同斯芬克斯般端坐着,碧绿的眼眸在黑暗中闪烁。

    站在老街的尽头,那是光与暗的边界。我仿佛刚从一具冰冷残损的躯体里走出,它微弱的呼吸萦绕耳畔,但就转瞬间,这座城市强劲炽烈的心跳声便将我包裹,前方的夜景是如此绚丽,跑车酒红色的尾灯甩出漂亮的弧线掠过我的眼,这座古老悠长的城市也拥有了一些躁动的基因。

    但我知道,只要回过头,就会看到老街深处闪烁着的昏黄灯光和姑姑蹒跚而孤单的背影。

    5

    2014年,随着项目投资商资金链断裂,福村拆迁戛然而止。街区如同骤然熄灭的薪柴一般残破丑陋,而姑姑一直期待的安置房也暂时没了后文。

    夏天,我离开家乡,前往南方读大学。自此,我眼中城市的变迁不再连续。

    每年假期,我都会住在三环附近的外婆家——小院被拆除后,外婆搬到这里一处农民产权房。回家坐车绕着城市转悠时,总能看到城郊又生长出一片崭新的楼盘,而它们的价格也如同它们的楼层一般高耸入云。与这些高楼一同映入我眼中的,还有一片片拆而未建的废墟,偶然会矗立几座尚未完全拆除的房屋,些许居民还停留在里面,这些人总让我想起姑姑。

    我在外地时,姑姑时常给我打电话,但我愈发找不到与她的共同话题,也无法分担她的痛苦。她无数次地问我还有多久放假,会重复地询问我的生活状况。我开始时还一一回答,每次电话都持续半个小时,后来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又不好主动挂断,只能在电话里支支吾吾或保持沉默。她也会发一些短信给我,但她不会拼音,喜欢用手写模式,可很多字也不会写,所以发来的短信常常满是错别字,语句也不通顺。

    我越来越多地听到她用虚弱的声音诉说自己的痛苦和逐渐失控的生活——或许,如果父亲在世,这些是他去倾听。当关节的疼痛不那么剧烈时,她语气会平缓些,会说自己最近挺好,让我不用太担心;而当她的意志力被病痛磨损殆尽时,电话那头传来的话语,便充满沮丧:“这两天,腿太疼了,我都感觉要活不成了一样。”

    每当这时,我试着安慰她,但又觉得自己的话苍白无力,甚至觉得自己到外地读书是个错误的决定。那时刚进入大学的我,便开始盘算着从本科到硕士毕业所需要的时间,只觉得漫长得看不到边际。

    有段时间姑姑忽然失去了和大伯的联系,她别无选择地拨通了我的电话。她的慌张溢于言表,不断用混乱的逻辑说着不着边际的事情加以掩饰。她一边说着“没事,联系不上就算了”,一边又跟我讲了三遍她这几天一个人看广场舞到很晚才回家。

    大伯与姑姑的联系几乎是单向的。他会买了菜带着东西去到姑姑家,帮她买药挂号,但却常常不接姑姑的电话。我始终弄不明白这种行为的逻辑是什么。当几个星期失去与大伯的所有联系时,姑姑就像是掉进了一个黑暗幽深的迷宫,那些天她坐在马路边的大理石柱上,看着人潮来来去去,直到夜幕降临,才起身返回。

    我控制自己的语气,努力安抚姑姑的情绪,挂掉电话后开始联系大伯。但我同样无法联系上他。我又联系我的堂姐(大伯的孩子),那时她也在外地,淡然地说她也联系不上。堂姐比我大7岁,听说小时候也常来姑姑家,但我们一直没有同龄人的交往,关系很淡。

    姑姑的慌乱影响到了我,我心里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焦虑中度过了几天后,大伯终于又出现在姑姑的生活里,至于这段时间他为什么会失去联络,他从来没有解释过。

    6

    2016年,市政府牵头开始重新启动福村的拆迁工作。

    2017年4月的一天,姑姑外出看病从医院返回,当她蹒跚地走过堆满砖块和水泥的小径,便看到了自己面目全非的屋子——窗棂断裂,玻璃碎落,门户早已不知所踪,而窄窄的进路也被水泥砖块堆满。

    这场房屋征收行为迅猛而彻底,姑姑觉得自己应该是早就被盯上了:“他们利落着呢,根本找不见人。”

   

    姑姑当即报了案,警察到了现场,了解情况后很直白地告诉姑姑,“这事情不可能立案”。媒体记者也来过,但是强拆还是在不断发生。姑姑说:“我们背后那一家院子,当时里面一个老人还吸着氧,被他们抬到其他屋子里,房子还是给拆了。”

    被强拆的屋子里早已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但有几本姑姑珍藏的相册,有我刚出生时的照片,爷爷奶奶在世时候拍下的全家福,我父母结婚时的合影等等。拆迁办的人说屋子里的东西都收拾了起来,放在一间为姑姑提供的临时住房里,但她一直没有去过那间屋子。之后,她搬到了铁路边的小区里,是我父亲留下的老房子,在小区的顶层四楼。我小时曾在那里住过一阵。

    从拆迁开始,到姑姑选择离开福村,已经过去了5年。

    拆迁办的态度强硬,要求所有户主都要在场才能谈判,而大伯又总逃避——他觉得手里没有钱,谈了也没有用。因此,关于拆迁赔偿以及安置房的谈判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至于我父亲的那份,一直是母亲在打理。在拆迁补偿的问题上,母亲与姑姑都独立处理,几乎互不联系。

    姑姑四处托人,但处在社会底层的她,即便努力去寻觅,也只能像迎着大风张开双臂一样,很难找到能解决实质问题的人。她闹过、哭过,还找过残联,但都没效果。在2014年,姑姑曾联系上过一个“关系”,把积攒的几万元递了过去,但事后一直没有音信。2016年下半年,她忽然给我打电话,带着哭腔说那个人不接她的电话,问我该怎么办。电话这头的我头晕目眩,没有丝毫头绪,但还是把那个“关系”的电话要了过来。

    那人叫陈伟,跟拆迁办当时分管福村区域的领导走得很近,拨通电话前,我思来想去该如何开口,仿佛要打一场辩论赛,甚至做好了谈不成便用举报来威胁他的准备。电话拨通,我装出一幅深谙世事的语气跟陈伟嘘寒问暖,询问事情的进展。没想到他的态度很是坚决:“事儿我也烦着呢,我也不赚你几万块钱,不行就给退回去。”

    我没有让他退钱,希望他能多上上心,他也满口答应。可当我两个星期后再次打电话询问时,他只告诉我要和家人出去旅游了,现在管不了这些事情。我顿时怒气上涌,可没等我发作,他便挂掉了电话,然后再也不接。

    这件事兜兜转转,最后中间人调停,钱还是退给了姑姑,而事情显然没有进展。

    2017年暑假,我去看望姑姑。我本以为搬到了楼房,姑姑的住宿环境会比以前好一些。可当我到了这个多年不见的小区时,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记忆中热闹街市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零星的几间铺子,给这里的居民维持基本的生活供应。

    小区里没有物业管理,楼道墙壁满是污渍,杂乱不堪。当我推开门时,我看到了那张从福村搬来的床、几把椅子和一个“小太阳”。灯光一如既往的昏暗,“小太阳”缓缓摇着头,散发出橘红色的光芒,是这个北方楼房里唯一的取暖设备。冷清的环境没有让姑姑不满,但是小区楼梯的设计的确让她有些头疼:“上下楼太不方便了,尤其是一楼的楼梯,又高又窄,实在太费劲儿了。”

    不过,楼房相对干燥的环境少许缓解了姑姑关节的疼痛,相比起福村时刻担惊受怕的情形,这里还是安定一些。

    我本以为姑姑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相对平稳的时光,然后再去和拆迁办谈回迁房的事。可这房子还没住上半年,新的消息又通过父亲的同事传来——为了打通断头路,小区即将被拆除。

    于是姑姑又得准备离开了。仿佛冥冥中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不断驱赶着姑姑,让她总不能安定下来。

    7

    当然,拆迁不是一蹴而就的。2018年春节铁路小区还没拆迁前,我去看姑姑时,她已经渐渐习惯了这处小房子。从福村到这个小区,我记忆中来看望姑姑的场景里,大伯几乎都在。我想起已经多年没去过大伯家,和婶婶也没什么联系,当即和大伯商量过年聚聚。

    到了约定那天,姑姑和我一起买了200元的礼物,挤上公车,来到了北二环附近的大伯家里,见到了我可能已经十几年没见过的婶婶。进门后,姑姑热情地跟婶婶还有堂姐打招呼,并递上礼物。大家聊了一阵子后,便坐上饭桌。

    我注意到大伯的状态很奇怪,他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桌子一角的矮凳上,眼神也从不主动和其他人接触,只是眯着眼看着桌上的饭菜,不时用舌头舔过自己的牙齿,上唇鼓起又落下。除了夹菜时会面向餐桌,其余时间他都侧着身子,面向着饭桌和电视之间的空隙。

    开饭时,坐在沙发正中的是婶婶,她身边坐着的堂姐。堂姐肤色暗,烫过的头发没怎么打理,杂乱地向各个方向卷曲,栗红色的头发配着深色的毛衣,这搭配和壮硕的身材,让她的气质显得有些彪悍,更像是这个家里的男主人。

    婶婶伸手摸了摸脚边的泰迪,问我:“你抽烟吗?”

    “不抽。”

    “喝酒呢?”

    “也不喝。”

    “哦?你爸他可是抽烟喝酒的,你一点儿都不会?”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提及我父亲,不自觉地紧绷了身体,然后抬起头看着她。而此时大伯仍然保持刚才的姿态,他的身体转到一个奇怪的角度,既看不到饭菜也看不到电视。

    我放下手里的筷子:“现在年轻人不沾烟酒很正常的。”

    她微微点头,筷子拨了拨碗里的米饭,稍作停顿,然后又说道:“现在还放在那儿呢?”她说完话便将饭菜拨进了嘴里,不断咀嚼着。

    她说的是父亲的骨灰,仍然没有下葬,存放在公墓的安灵苑:“早点埋了吧,入土为安。”

    我暗暗吸了口气,没有回话。姑姑坐在一个较高的蓝色塑料凳子上,类风湿让她的膝盖和髋部都不能轻松地弯折,每次吃饭,她都要坐在一个高点的地方。

    “嫂子,你家这个挂饰挺好看的呀,哪里买的?”姑姑的语气有些讨好的意味,她吃力地回过身,指着墙上的一副颜色鲜红的编花。

    “以前家里还有一个紫色的,但是后来都找不着了。”婶婶没有回答姑姑的问题,自顾自地说,“毛巾也是,买回来好几条,过阵子就只剩一条了。”

    她说话时眼睛没看姑姑,而是有意无意地瞟着大伯。姑姑回过身,没有接话,而大伯一如既往地沉默。

    饭局上的对话到了这一步,我大概可以理解婶婶了。我隐约知道父亲和她关系并不好,姑姑又需要大伯不断地接济照顾,而我这个晚辈之前也从没主动联系过她。从她的视角来看,这不仅是一次家庭聚会,还是一次发泄的机会。

    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自讨没趣,不自然地转了转脖子,余光看到了茶几边上鲜红的礼盒和电视里的枪战片,身边的姑姑用手撑着凳子,吃力地转动身体,试图让自己舒服些,而一直沉默的大伯起身夹起一块鱼,放进我的碗里:“别光说话,多吃点。”

    饭局很快结束,大伯与我们一起离开,到了地铁站,他回想起刚才的场景,激动地说道:“那毛巾我根本就没有动,她们自己找不到了。”

    “那人家就是觉得被你拿给我了,你有什么办法?”姑姑语气怪异的附和着。

    兄妹俩一唱一和地表达着内心的不满,大伯背着手昂起头,讲话时眉飞色舞,变得无比健谈,姑姑也不见了刚才的拘谨,我跟在他们身后走上了扶梯,双眼不聚焦地看着前方,扶梯开始加速运行,于是他们的身影在我的视野中渐渐下降。

    8

    2018年,东三环又开始了拆迁,外婆居住的小产权房在拆迁范围之外,但附近刚刚热闹起来的街区,又被淹没在挖掘机掀起的尘土中。暑假回家时,看着街道边上一堵堵白色围墙和墙后堆积残砖破瓦,拎着行李的我几乎又一次迷失了。

    这年9月,我继续留校读研,也是在那段时间,姑姑从铁路小区搬到了大伯单位分配的房子里。这房子位置好,附近也热闹,可惜是在六楼。她一直想让大伯把这间房租出去,然后换一间低一点的房子,但一直没能如愿。就在姑姑搬过来半年后,我们就听说这边的房子也可能面临拆迁,不过这次似乎只是传闻。

    这一年,政策发生了变化,姑姑所在社区的医保终于将类风湿性关节炎列入可报销项目中,比例是50%。但姑姑并不开心,因为她这时查出心脏二尖瓣闭合不全,日常的开销中,又多了心脏病的药物费用。

    类风湿和心脏病都属于慢性病,姑姑本以为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但工作人员告诉她,一个人只能申报一种慢性病的报销,也就是说,要么报销类风湿的费用,要么报销心脏病的费用,“政策就是这样儿的”。

    相比于从前,姑姑的生活好转了不少——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上涨的退休金给了她些许信心。只是她的病情依然在加重,关节畸变对坐卧姿态的影响,让她的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了滑脱的可能性。医生建议她做手术,但她拒绝了。在医院的大厅,她告诉我:“这个手术,我做了有可能就动不了了,到那时怎么办呢?”

    我站在她身后,本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张了张嘴,像是一条搁浅的鱼,挣扎着呼吸一口空气。

    是啊,如果她真的动不了,我有能力面对接下来的事情吗?

    搬到新家后,姑姑常常会做一些我不能理解的行为——比如她时常会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花很久的时间,转战数个商场,只为参加可以免费领取礼品的活动。

    “反正我也没事。”她总是这样解释。

    她几乎每天都群发一些商场的海报和文案,海报的样式千篇一律,大红色打底配上烫金色的字体,没有丝毫美感。点开她的朋友圈,一滑到底几乎都是某某商场有活动的信息。商场会利用这些拥有时间却无事可做的妇女们,让她们把这些信息转发给一定数量的人,然后在指定时间到商场,便可以获得报酬——保温杯或者是牙刷。

    后来每次去姑姑家,她都询问我需不需要保温杯,“我已经领了十几个杯子啦,全在这里面放着”。她说着便拍拍家里那个暗黄的矮柜,类风湿让她没有办法轻松地弯下腰,不然她一定会拿出来给我看看。

    “姑,我有保温杯了。”

    “没事,家里放一个,教室放一个。”

    她会板着手指,细数我可以拥有几个杯子,一般这个时候大伯会插一嘴:“多拿几个,坏了就换一个。”

    我已经记不清这样的对话发生过多少次,我也不清楚她是否意识到自己在不断地重复一些对话。她很喜欢提及小时候的我,讲述四五岁的我在那片已变成废墟的棚户区里蹦蹦跳跳的情景,为了要玩具睡在谁家门口,“跟其他生活在福村的小孩不一样,从来不说脏话”。

    她仿佛忘记了时间在向前流动,还沉缓地停滞在早已泛黄的昨日。对啊,她的生活中已经太久没有填充进新的东西,于是她只得不断地重复。

    她一定无比怀念20年前的日子吧,在那片棚户区里,早晨推开门便能看到邻里的炊烟和越过槐树落在门前的阳光,幼年的我在她眼皮底下玩闹。到了夜晚,枕着野猫踩过瓦片发出的轻微声响进入梦乡,关节的疼痛还不像现在这般让她难以入眠。

    9

    读研之后,我回家的时间变得更少,时间的流动仿佛变快了,转眼便到了2020年。

    全市范围内的棚改仍然在进行,一个个棚户区的名字出现在了公示的拆迁规划之内,原本聚集在这些区域的人们又要奔向下一个容身之所。

    他们同姑姑一样,低下的经济水平迫使他们一遍遍筛选着城市里的住所,于是他们总是居住在被城市视为“污点”的棚户区、城中村或是被锁在断头路里的老旧小区。随着城市变得更加精致,他们却如同风中的砂砾一般四处飘荡。

    疫情的影响逐渐褪去,东二环的安泰造林工程又开始日夜尘土飞扬,这个从2016年就开始的项目,据说是当年苏联专家最初提出设想,将要在明年底完工。看着宣传视频里面充满科技的渲染效果,和“三带三轴三中心”、“全国最大综合体”等无比诱人的宣传词,我也想象着漫步在其中的滋味。

    外婆那个小产权房附近的工地还在叮叮当当,飞扬的灰尘让我的鼻炎常常复发,但宽敞的大路终于通到了东三环外。每个夜晚,附近新开的凯德茂商场门前满是跳广场舞的人,有些烤肉店还会请来驻唱歌手,光影声色,样样不缺。

    铁路小区早已拆掉,那里原本狭窄破旧的道路现在变成了宽敞整洁的八车道,道路的尽头,一条地下隧道正在修建,通过它,往来的车辆可以直接绕过那条多年前阻拦我上学的铁轨。

    但对姑姑来说,2020年最有价值的消息,是听说福村原本停滞的拆迁安置工作又有了新进展。自从2012年开始拆迁以来,福村的居民陆续搬了出去,有人早已谈妥,也有很多像姑姑一样的人,没有能量去推动这场“谈判”,只能等待,然后期待赔偿的政策能够变得优渥。

    去年年底,听说有了新的开发商来接手,姑姑都觉得拆迁的进程会加快,他们或许会成为吃到“锅底肉”的人。最近这些年,她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差,免疫系统的紊乱带来各种病变,有时与她通话,电话那头的声音,虚弱得像是无法呼吸。我察觉到某些悲伤的事情就潜伏在不远的将来,也知道自己没力气阻止这一切发生。

    “等疫情过去,我们几个准备再去拆迁办闹一次,这次一定要把事情定下来,至少得给我弄到一个能住的地方。”她倚着沙发,将无法伸直的腿搭载在小板凳上,信誓旦旦地对我说道。

    我低着头,挠了挠头发,没有说话。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的话语失去了力量,说得越多,便越觉得无力。

    于是我也开始期待,期待政策能让她同时报销两种慢性病的费用,期待来年的我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期待那些悲伤晚一点或者永远不要到来。

    (文章人名皆为化名)

    征稿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

    与乡土生活的静止和重复不同,城市生活充满了惊奇和变化,它满足我们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野心和理想;也隐伏着孤独、残酷等各类心理和精神危机。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城市所塑造着,也塑造着城市,审视着生活,也被生活审视。

    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下:“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时,城市是一种模样,而永远离别时,她又是另一种模样。”

    我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

    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无论我们人在何处,是淡定、是烦躁,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这个夏天,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

    我们期待你,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

    编辑:唐糖

    题图:《纺织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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