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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圣”何以诞生——兼谈《天子游猎赋》的两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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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3 09:09: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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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凡

  司马相如(前169?—前118)是两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位居“汉赋四大家”之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赋家,对后世影响甚巨。自宋代起,司马相如就被尊为“赋圣”。著名理学家朱熹转引林艾轩语:“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满,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认为相如赋自然流畅,才情横溢,远在扬雄、班固、张衡、左思之上。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元祝尧《古赋辩体》、明胡广《性理大全书》等文献皆引用林艾轩此语,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梅守箕《梅季豹居诸二集》、沈守正《雪堂集》等亦称司马相如为“赋圣”“赋之圣也”。可见相如作为“赋圣”的崇高地位,已经被宋元明以来的众多文人所认可。所谓“圣”,既指向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也指向其不可撼动的文学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赋圣”司马相如与“骚圣”屈原、“史圣”司马迁、“书圣”王羲之等一起,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

  查《汉书·艺文志》,司马相如有赋29篇,但大都已经散佚,今可见者,只有《子虚赋》《上林赋》《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6篇,另有残句若干。其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又合称《天子游猎赋》)描写楚、齐、天子打猎的盛况,长达四千余字。这样一篇结构规模庞大、语言生涩难懂的文字,为何能够震动朝野、千古流芳,进而为司马相如赢得“赋圣”之誉呢?这需要从刘邦分封诸王开始说起。

  早在汉以前,中国社会就有过“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楚汉交战和汉初时期,刘邦曾经分封一批异姓诸侯王,后来又改封同姓诸侯王。而在中央政府所统辖的十五郡中,则效法秦朝,实行郡县制。但这些同姓王也经不起权力的诱惑,迅速成长为威胁中央政权的力量,最后演变为吴楚七国之乱。尽管“七国之乱”最终被平定,但也造成了国力消耗、民生凋敝的不良后果。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辄别属汉郡”(《汉书·景十三王传》),史称“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各诸侯国四分五裂,实力大减,再也没有兴风作浪的能力。推恩令彻底解决了汉朝的心腹之患,也真正结束了绵延一千余年的分封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天子游猎赋》写作于前135年(龚克昌师《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此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即将施展其宏图大志;8年后即颁发了推恩令(前127)。换言之,该赋完成于推恩令的酝酿期,诸侯王问题即将得到彻底解决的前夜。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司马相如敏锐地感觉到了诸侯王横行的时代即将过去,大一统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他以当时刚刚兴起的赋体文学,纵笔讴歌了这一历史转变。赋成,“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封为郎。历代文人无不艳羡司马相如与汉武帝的“君臣之遇”,殊不知这种“君臣之遇”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是政治与文学高度契合的必然结果。《天子游猎赋》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也只能在特定的时代才能得到君王的青睐。当诸侯割据的时代成为过去,类似题材的作品再也无法引起君王的共鸣。因而,《天子游猎赋》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天子游猎赋》的上半部分(即《子虚赋》),首先让楚国使者子虚出场,他极力夸饰楚国云梦泽面积之广大、物产之众多,楚王狩猎队伍之雄壮,狩猎过程之惊险、时间之长久、猎物之众多、猎后饮食之考究等;接着齐国乌有先生出场,称誉齐国的海滨田猎场“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田猎范围、场面、战果皆胜过楚国。乌有先生用语不多,但气势磅礴,与子虚针锋相对,呈不相上下之势。在《天子游猎赋》的下半部分(即《上林赋》),天子的代言人亡是公出场,他首先对子虚、乌有的言论进行义正词严的驳斥,批判了楚国、齐国不明君臣之义,不知诸侯之礼,奢侈荒淫,没有节制,尤其批评了齐王“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有私通外国的嫌疑。接下来亡是公又说:“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于是以近三千字的篇幅,大肆铺陈天子上林苑之地域广阔、物产繁多、天子狩猎场面宏大无比,猎后歌舞囊括四夷,在气势上压倒齐楚;最后说天子幡然悔悟,解酒罢猎,关爱百姓,实行德政。此下又对齐、楚二国进行斥责:“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人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再次批评诸侯王奢侈淫乐,不能关心民生疾苦。赋的结尾说:“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二人羞愧难当,纷纷离开座席,感谢亡是公的教诲。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尽管从经学的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成就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对相如赋主题的误读。笔者认为,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天子游猎赋》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歌颂汉朝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肯定朝廷对诸侯王的规范与管理。如赋中言上林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描写天子歌舞“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可谓囊括天下,“包四海而入之苑内”(宋程大昌《雍录》卷九)。于春海(2003)、程世和(2017)、刘莎莎(2017)等学者都从赋中读出了司马相如的大一统观念,认为“《子虚赋》《上林赋》是以文学的形式,对汉帝国大一统思想的最好阐释”,“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与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异曲同工”,所论颇中肯綮。第二个主题是劝导汉武帝戒奢从俭,实行德政,即赋中所谓“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两个主题同时存在,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前者泼墨如云,后者惜墨如金。尤其是《天子游猎赋》的后半部分,处处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训诫诸侯,以昂扬喜悦的语气歌颂朝廷,极力铺陈上林苑的富庶辽阔和狩猎、典礼活动,这是以文学艺术的手段为汉朝结束分封、走向完全统一制造舆论,大唱赞歌,其得到汉武帝的欣赏,自然是情理中事。

  至于该赋的第二主题,那只是司马相如顺便对汉武帝做的一个提醒与劝诫,并且是以“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即自我悔悟、改弦易辙的方式体现的,用语十分含蓄。自司马迁以来两千余年肯定相如赋者,无不赞扬其与《诗经》一样有讽谏之义,称誉他“卒章显志”,手法高明;自扬雄以来两千余年否定相如赋者,又无不认为其“劝百讽一”,“适足以启汉武之侈淫”,失去了讽谏之义。有人甚至以此为据,批评司马相如“迎合上意”,“人品不足齿也”(元方回《续古今考》卷十)。这都是对相如赋主题的严重误读。其实《天子游猎赋》结尾的讽谏,只是该赋的第二主题,是次主题,其重要性远在第一主题之下。

  司马相如因《天子游猎赋》而成为汉武帝最青睐的文学家,也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他将赋体文学推向了顶峰,对后世辞赋创作尤其是散体大赋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汉赋四大家”的另外三家(扬雄、班固、张衡)无不模仿其结构,学习其文采,创作了《甘泉》《羽猎》《两都》《二京》等名篇巨制,使汉赋成长为“一代之文学”。晋左思《三都赋》、唐李白《大猎赋》、宋丁渭《大搜赋》等,亦无不在学习相如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赋圣”崛起,离不开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个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天下一统、经济繁荣、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司马相如以如椽大笔生动描绘了这一历史转变,之后他还受朝廷任命,以开发西南夷(今四川、贵州、云南一带)的方式参与了大一统国家的实体建构(参见《史记·西南夷列传》)。文学家只有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文学活动与时代洪流相契合,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文学发展演进的经典之作。

  (作者:踪 凡,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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